文字 | 米茲拉赫

制圖 | 果 校對 | 朝乾 編輯 | e

剛剛，伊朗國家媒體確認，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害。他是在辦公室遇襲時身亡的。

2月28日，以色列、美國聯手襲擊伊朗，第一波襲擊，哈梅內伊的辦公室附近就傳出爆炸聲。當時，正值哈梅內伊與高級助手舉行會議。

但伊朗方面稱，哈梅內伊早已被轉移到安全地點。

隨后，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宣布，哈梅內伊“已死”。以色列方面也宣布，哈梅內伊的遺體已在其官邸廢墟中被找到。

他統(tǒng)治伊朗的37年，在以色列和美國的空襲中戛然而止。這37年橫跨冷戰(zhàn)后國際秩序重構、中東戰(zhàn)爭頻發(fā)與國內深刻危機等時代節(jié)點。

哈梅內伊的政壇生涯，與伊朗自1979年革命以來的政治發(fā)展幾乎完全重疊。他是革命的引導者和體制的堅守者，也因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的動蕩而日漸受到爭議。

牢獄與流放生涯

哈梅內伊1939年出生于伊朗東北部宗教重鎮(zhèn)馬什哈德，他的父親是阿塞拜疆族人，母親則是波斯族人。

在身為阿訇兼教法學家的父親的影響下，哈梅內伊四歲時便開始學習《古蘭經》，并在馬什哈德完成了基礎以及高級的宗教教育。

19歲時，哈梅內伊負笈什葉派圣城庫姆等地的宗教學府，和當時許多宗教人士一樣，哈梅內伊的重心并不在宗教研究上，而是投身政治活動，也正是這一時期，他與未來的首任最高領袖霍梅尼建立了密切的師友關系。

20世紀60-70年代，哈梅內伊積極參與反對伊朗沙阿巴列維專制統(tǒng)治的政治活動，并多次因“煽動性演講和組織活動”被當局逮捕。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官方統(tǒng)計顯示，哈梅內伊在60年代最少被捕6次，并在1976年被流放到伊朗東南部約三年。

在此期間，他不斷通過私下聚會或地下課堂傳播反巴列維王朝思想，吸引了大量對現狀不滿的青年，從而進一步擴散“法基赫監(jiān)護”學說——即在什葉派伊瑪目隱遁期間，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權需要由具備資格的什葉派教法學家代行。

哈梅內伊的牢獄與流放經歷不僅錘煉了他的政治斗志，也為他后來在伊朗政治舞臺上贏得霍梅尼等革命核心人士的信任奠定了基礎——這種信任是他后來被選為繼任者的關鍵因素之一。

1978年1月，由于不滿巴列維王朝的施政，以及石油危機引發(fā)的經濟過熱問題，伊朗民眾發(fā)起大規(guī)模示威與罷工。

亂局之中，哈梅內伊從流放地重返馬什哈德，組織各類革命活動，并投身大規(guī)?？棺h和組織行動。

霍梅尼流亡法國期間，哈梅內伊致電馬什哈德的神職人員，敦促他們繼續(xù)進行革命斗爭。巴列維政府為了阻止霍梅尼回國，下令關閉了伊朗機場。

為抗議巴列維政府的這一行為，哈梅內伊在德黑蘭大學的清真寺內，組織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靜坐抗議活動。

可以說，正是以哈梅內伊為首的革命者在伊朗境內與霍梅尼里應外合，才有了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勝利。

從總統(tǒng)到最高領袖

革命成功后，哈梅內伊迅速進入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的核心層，哈梅內伊先后擔任國防部副部長、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指揮官、伊斯蘭議會國防委員會代表等要職。

1981年6月，哈梅內伊從兩伊戰(zhàn)爭前線歸來，在清真寺內向信眾發(fā)表講話。講話期間，一枚藏在桌上錄音機的炸彈發(fā)生爆炸。哈梅內伊身受重傷，聲帶、肺部遭重創(chuàng)，右臂從此癱瘓。

也正是這次左翼反對派伊朗人民圣戰(zhàn)者組織的刺殺企圖，給哈梅內伊的政治生涯帶來了重大轉折。

同年8月，伊朗人民圣戰(zhàn)者組織再次發(fā)動襲擊，時任總統(tǒng)穆罕默德-阿里·拉賈伊被炸身亡，哈梅內伊順勢被推舉為總統(tǒng)候選人。

值得一提的是，霍梅尼此前并不同意宗教人士出任總統(tǒng)，但對于這次選舉，他打破慣例表示同意。

10月2日，哈梅內伊以超過95%的得票率當選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第三任總統(tǒng)。

霍梅尼對哈梅內伊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曾在信中這樣對哈梅內伊寫道：

“本人在革命之前就與閣下有著密切的關系，感贊真主讓我們的這般關系一直延續(xù)至今……在伊斯蘭教宣傳和承擔教法義務方面，你就像太陽那般光芒萬丈。”

1989年6月3日，霍梅尼病重，選出最高領袖的繼任者成為當務之急，而原先的指定繼任者、副最高領袖蒙塔澤里因與霍梅尼交惡已被迫辭職，這無疑為哈梅內伊的上位鋪平了道路。

不過，根據伊朗憲法第109條，最高領袖的神職人員級別必須達到宗教領袖（瑪爾賈）級別，而哈梅內伊當時只是個中級教士，還不夠格。

這一問題導致伊朗專家會議4日舉行最高領袖選舉時，對繼任人選存在分歧。

關鍵時刻，時任伊斯蘭議會議長拉夫桑賈尼挺身而出，宣稱霍梅尼臨終前希望哈梅內伊接任，此言一出，與會的86名宗教界與政界人士中有60人投票支持哈梅內伊。

這出乎哈梅內伊的意料，據2018泄露的影片，認為自己不夠資格的哈梅內伊當即表示還是另請高明：“我支持憲法規(guī)定的領導委員會，反對個人領導。我怎么能成為候選人呢？”拉夫桑賈尼對此僅僅回應：“個人領導已成為法律，別無選擇?！?/p>

在與會者“真主至大”的呼喊聲中，哈梅內伊成為了第二任最高領袖。

會后，伊朗順帶擬定憲法修正案，放寬了最高領袖的任職資格。在憲法修正案獲得全民公投通過后，伊斯蘭議會正式確認哈梅內伊被選舉為最高領袖，而那位“造王者”拉夫桑賈尼，1989年8月則當選總統(tǒng)。

強權鞏固下的社會裂痕

由于缺乏霍梅尼的個人魅力和宗教地位，哈梅內伊掌控最高權力后，通過在軍隊以及宗教界建立自己的人脈網絡，安插自己的親信，進而操縱法庭、媒體、宗教機構、軍警、革命衛(wèi)隊、伊斯蘭議會乃至總統(tǒng)府。

這些舉措雖然達到一切政策安排都得聽命于最高領袖的目的，但也導致伊朗政治多樣性被大幅壓縮。

與此同時，哈梅內伊還延續(xù)了其在擔任總統(tǒng)期間強力鎮(zhèn)壓非暴力抗議者與武裝起義者的做法。

這一高壓執(zhí)政方式在多個階段引發(fā)民眾強烈反彈：

2009年，數百萬民眾因質疑時任總統(tǒng)艾哈邁迪內賈德通過舞弊獲得連任而舉行示威，革命衛(wèi)隊與巴斯基民兵武力鎮(zhèn)壓，造成數十人死亡、數千人被捕。

2019年底，因油價飆升200%，伊朗多地爆發(fā)示威，當局武力鎮(zhèn)壓，造成超千人死亡、另有數千人下獄；

2022年，庫爾德族女子阿米尼因“未正確佩戴頭巾”被道德警察逮捕，并在拘留期間死亡，此事觸發(fā)“婦女、生命、自由”抗議浪潮，當局依舊出動軍警暴力鎮(zhèn)壓，導致超500人死亡，另有2萬人被捕。

而從2025年底到2026年初爆發(fā)的全國性抗議，在政府強力鎮(zhèn)壓下死亡人數多達數千至數萬級，而逮捕人數則達到4萬甚至更高。

最新一輪抗議的直接導火索是經濟困境與物價飛漲。由于長期國際制裁、經濟結構缺陷、管理失誤等因素，伊朗2025年10月的通貨膨脹率一度飆升至48.6%，貨幣里亞爾暴跌，2026年1月更是屢創(chuàng)新低——約147萬里亞爾兌1美元。

生活成本激增，導致民眾生活困苦、社會不滿情緒累積。

長期經濟低迷更是哈梅內伊治下的一大現實——自1979年以來，伊朗經濟增長遠低于革命前水平，且由于核計劃以及武裝支持地區(qū)代理人而持續(xù)遭受國際孤立及制裁影響，失業(yè)率居高不下，民眾幸福感持續(xù)下滑。

在此背景下，哈梅內伊與保守派力量選擇以鎮(zhèn)壓和控制社會運動作為回應，這種策略在短期內穩(wěn)住了體制，但也造成深刻的社會裂痕與民眾對現狀不滿的激增。

“輸出革命”與代理人網絡

哈梅內伊時代的對外政策重要特點之一，是通過支持非國家武裝代理人來擴展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這被稱為“革命輸出戰(zhàn)略”。

在他的領導下，伊朗不僅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和也門胡塞武裝，還與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及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建立緊密關系。

這些關系在多個地區(qū)沖突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使德黑蘭成了中東地區(qū)不可忽視的戰(zhàn)略力量。

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伊朗輸出革命戰(zhàn)略的邏輯在于削弱對手（如以色列和沙特影響力）并提高自身陣營的戰(zhàn)略縱深。

這些代理人組織在多個戰(zhàn)場曾取得戰(zhàn)術成果，例如在黎巴嫩與以色列的沖突中抵抗壓力，或在也門、敘利亞維持某種戰(zhàn)略平衡。

然而，近年來，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遭遇重大挫折：

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fā)后，哈馬斯高層領導人接連遭以色列“斬首式”打擊，其指揮體系遭到系統(tǒng)性破壞。

以色列還對黎巴嫩真主黨高層展開高強度定點打擊，多名核心指揮官被清除，軍事基礎設施與火箭彈儲備遭受嚴重破壞，其組織運作和戰(zhàn)略威懾能力明顯削弱。

伊朗在巴勒斯坦方向的戰(zhàn)略投入未能轉化為持久成果。

在也門，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已卷入內戰(zhàn)超過十年。盡管胡塞武裝牢牢控制也門北部并具備一定軍事能力，但始終無法徹底推翻受國際社會承認的也門政府或統(tǒng)一全國。

長期戰(zhàn)爭造成嚴重人道危機，也使伊朗在該方向的投入陷入消耗戰(zhàn)，難言戰(zhàn)略成功。

敘利亞曾是伊朗“輸出革命”戰(zhàn)略中投入最重的一環(huán)。德黑蘭在敘利亞內戰(zhàn)中長期向巴沙爾政權提供軍事、財政與情報支持，試圖維系其作為地區(qū)盟友的存在，但巴沙爾政權仍于2024年12月崩潰，巴沙爾本人逃亡俄羅斯。

這一結果被普遍視為伊朗地區(qū)戰(zhàn)略的一次重大失敗，暴露出其對外干預成本高昂卻難以掌控結局的現實困境。

此外，伊朗一貫的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也反過來加劇了伊朗的國際孤立，并在外界輿論中被視為地區(qū)不穩(wěn)定因素之一。

由于代理人網絡的存在，伊朗遭受了長期國際制裁，能源出口和金融活動受到嚴重限制，這些正是伊朗當前經濟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歷史鏡鑒下的復雜遺產

在支持者看來，哈梅內伊是伊斯蘭革命的堅定守護者。他在面對外部壓力時強調國家主權與獨立立場，并通過一系列外交與戰(zhàn)略布局，使伊朗在中東具有不可忽視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他的擁護者認為，這種堅持確保了伊朗體制不因外部威壓而輕易崩解，同時維護了其作為什葉派世界精神中心的象征性地位。

而批評觀點則指出，哈梅內伊的高壓統(tǒng)治和對外豪賭式戰(zhàn)略造成了國內社會空間被嚴重壓縮和經濟發(fā)展長期受累的雙重問題。

無論是鎮(zhèn)壓抗議造成的嚴重死傷，還是由于支持代理人網絡而引發(fā)的一系列制裁，都被視為其政策失誤的具體表現。

經濟層面，伊朗長期陷入低增長、通脹高企與外匯短缺的困境，這不僅令民眾遭受痛苦，更成為體制合法性面臨危機的重要根源。

這種批評聲音認為，哈梅內伊時代所采取的策略更多是在維護伊斯蘭共和國的體制本身，而非促成伊朗經濟的長遠發(fā)展與社會福祉的提升。

哈梅內伊的一生緊密交織于伊斯蘭共和國的興起與鞏固之中。他既是1979年革命的親歷者，也是數十年來體制維護的核心。

他的遺產充滿矛盾：在某些支持者眼中，他是抵抗外壓、保衛(wèi)獨立的象征；而對批評者而言，他的政治路徑加劇了國內壓制和國際孤立。

哈梅內伊的去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伊朗將在遭受軍事襲擊的巨大壓力下，作出關系到未來數十年國家命運的重大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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