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譽世界的「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先生自認為，雖然他因為創(chuàng)建了管理學而廣為人知，但他其實是一名社會生態(tài)學者，他真正關心的是個人在社會環(huán)境中的生存狀況，管理則是新出現的用來改善社會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至少寫了39本書，只有15本是管理的，其他都是有關社群（社區(qū)）、社會和政體的，而其中專門寫工商企業(yè)管理的只有兩本（《為成果而管理》和《創(chuàng)新與創(chuàng)業(yè)精神》）。

德魯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設計的社會也不可能完美。他對社會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個較少痛苦、還可以容忍的社會。不過，社會還是要有基本的功能，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條件，讓個人有身份和地位。提供這些功能或條件，就好像一個生命體必須具備正常的生命特征，否則社會就不成其為社會了。

值得留意的是，社會并不等同于「國家（nation / state）」，因為「國（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個社會必要的各種職能。某些強大的國家卻只擁有一個脆弱的和殘缺的社會就是證明。在德魯克眼里，在工業(yè)時代，功能正常的社會至少要由三大類機構組成：政府、企業(yè)和非營利機構，它們各自發(fā)揮不同性質的作用，各類中的每一個個別機構都要有能解決問題、令機構創(chuàng)造出獨特績效的權力中心和決策機制，這些權力中心和決策機制要讓機構里的每個人各得其所，發(fā)揮長處，既有所擔當、做出貢獻，又得到生計和身分、地位。這些在過去的國家中從來沒有過的權力中心和決策機制，或者說新的「政體」，就是「管理」（德魯克把企業(yè)和非營利機構中的管理體制與政府的治理體制都統(tǒng)稱為「政體」，是因為它們都掌握權力，但是，這是兩種目的不同的權力。企業(yè)和非營利機構掌握的，是為了提供特定的產品和服務，而調配社會資源的權力；政府所擁有的，則是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的裁奪和干預權力）。

在美國克萊蒙大學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魯克紀念館，走進這座用他的故居改成的紀念館，正對客廳入口的顯眼處有一段他的名言：在一個由多元的組織構成的社會中，使我們的各種組織機構負責任地、獨立自治地、高績效地運作，是自由和尊嚴的唯一保障。有績效的、負責任的管理是對抗和替代極權專制的唯一選擇。

當年紀念館落成時，德魯克研究所的同事們問自己，如果要從德魯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煉的話，概括這位大師的畢生工作對我們這個世界的意義，會是什么？他們最終選用了這段話。

如果你了解德魯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價值觀形成的過程，你一定會同意他們的選擇。從他的第一本書《經濟人的終結》到他獨自完成的最后一本書《正常運作的社會》之間，貫穿著一條抵制極權專制、捍衛(wèi)個人自由和尊嚴的直線。這里極權的極是極端的極，不是集中的集，一字之差卻有著重大區(qū)別，因為人類歷史上由來已久的中央集權統(tǒng)治或者說威權統(tǒng)治，直到20世紀，隨著人類的知識和能力突飛猛進，才有條件變種成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所謀求的，是從肉體到精神，全面、徹底地操縱和控制人類的每一個成員，去除他們的同情心和良知，把他們改造成實現個別極權主義統(tǒng)治者夢想的人形機器。在極權主義統(tǒng)治下，對領袖的忠誠就是一切，個人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目的都是多余和必須被消滅的。20世紀給人類帶來有史以來最大災難和傷害的戰(zhàn)爭、革命和運動，不論是納粹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都是極權主義的「杰作」，德魯克青年時代經歷的希特勒納粹主義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魯克的經歷怎樣影響了他的信念和價值觀，最好去讀他的《旁觀者》；要弄清什么是極權主義和為什么大眾會擁護它，可以去讀他的《經濟人的終結》，該書的副標題是「極權主義的起源」。

好在歷史的演變并不總是令人沮喪。工業(yè)革命以來，特別是從1800年開始，最近這兩百年生產力呈加速度地提高，不但造就了物質的極大豐富，同時還帶來社會結構的深刻改變，這就是德魯克早在八十年前就敏銳地洞察和指出的，多元的、組織型的新社會的形成：新興的企業(yè)和非營利機構填補了過去「國（政府）」和「家（家庭）」之間在社會結構方面的斷層和空白，為現代國家提供了真正意義上的種種社會功能。在這個基礎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識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而信息科技成為這一切變化的加速器。需要說明，「知識型社會」和「知識工作者」都是德魯克發(fā)明的稱謂，「知識工作者」泛指具備和應用專門知識從事生產工作，為社會創(chuàng)造出有用產品和服務的人群，這包括企業(yè)家和在任何機構中的管理者、專業(yè)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會上的獨立執(zhí)業(yè)人士，如會計師、律師、咨詢師、培訓師等等。在21世紀的今天，由于知識的發(fā)展和一再被擴大它們的應用領域，個人和個別機構不再是孤獨無助的，他們因為掌握了某項知識，就擁有了選擇的自由和影響他人的權力。知識工作者和由他們組成的知識性組織不再像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知識工作者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可以主動地整合資源、建立自己的組織或新事業(yè)，創(chuàng)造價值，促成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層面的改變，而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則只能依附和受制于當時的統(tǒng)治當局，在統(tǒng)治當局提供的平臺上才能有所作為。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意義深遠的變化，而且這個變化不僅發(fā)生在西方發(fā)達國家、日本和其他民主國家，也發(fā)生在許多仍處在威權甚至極權統(tǒng)治下的發(fā)展中國家。在極權主義國家里，統(tǒng)治者出于本能，注定會視那些獨立自主的組織和知識工作者為潛在的威脅，而予以打壓甚至取締，但是這樣做的唯一后果就是社會和經濟的空洞化，這將反過來破壞任何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礎，最終導致極權主義自身的垮臺。套用時興的說法，當今民主和自由的時代潮流正席卷全球，勢不可擋，任何貌似強大、不可一世的極權主義野心家都逃脫不了被它淹沒的命運。

在一個由多元組織構成的社會中，拿政府、企業(yè)和非營利機構這三類組織相互比較，除了某些以企業(yè)或非營利機構的面目出現，實為政府代理的機構之外，企業(yè)和非營利機構因為受到市場、公眾和政府的制約，它們的管理者不太可能像政府那樣走上極權主義統(tǒng)治，這是為什么在德魯克看來，它們比政府更重要、更值得寄予希望的原因。盡管如此，它們仍然可能因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當，不能達到德魯克期望的「高績效地、負責任地」運作，從而為極權專制的統(tǒng)治當局壟斷社會資源、剝奪個人權利讓出空間、提供機會。在所有機構中，包括在互聯網時代虛擬的工作社群中，知識工作者的崛起既為新時代的管理提供了基礎和條件，也帶來對傳統(tǒng)的「胡蘿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戰(zhàn)。德魯克正是因應這樣的現實，研究、創(chuàng)立和不斷完善現代管理學的。

1999年1月18日，德魯克接近90歲高齡，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貢獻是什么」這個問題時，他寫了下面這段話：我著眼于人和權力，價值觀、結構和規(guī)范去研究管理學，而在所有這些之上，我聚焦于「責任」，那意味著我是把管理學當作一門真正的「博雅技藝」來看待的。

給管理學冠上「博雅技藝」的標識是德魯克的首創(chuàng)，反映出他對管理的獨特視角，這一點顯然很重要，但是在他眾多的著作中卻沒有找到多少這方面的進一步解釋。最完整的闡述是在他的《新現實》這本書第15章「作為社會功能和博雅技藝的管理」的第五節(jié)中，這一節(jié)的標題就是「管理是一種博雅技藝」：30年前，英國科學家兼小說家史諾（C. P. Snow）曾經提到當代社會的「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史諾所說的「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說的「科學文化」。管理所關心的是行動和應用，而成果正是對管理的考驗，從這一點來看，管理算是一種科技?？墒?，管理也關心人、人的價值、人的成長與發(fā)展，就這一點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學科。另外，管理對社會結構和社群（社區(qū)）的關注與影響，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學科。事實上，每一個曾經長年與各種組織里的管理者相處的人（就像本書作者）都知道，管理深深觸及一些精神層面的關切問題——像人性的善與惡。管理因而成為傳統(tǒng)上所說的「博雅技藝」（liberal art）——是「博雅」（liberal），因為它關切的是知識的根本、自我認知、智慧和領導力；也是「技藝」（art），因為管理就是實行和應用。管理者從各種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心理學和哲學，經濟學和歷史，自然科學和倫理學，吸取知識與見解，可是，他們必須把這種知識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治療病人、教育學生、建造橋梁，以及設計和銷售容易使用的軟件程序等。

作為一個有多年實際管理經驗，又幾乎通讀過德魯克全部著作的人，我曾經反復琢磨過為什么德魯克要說管理學其實是一門「博雅技藝」？我終于意識到這并不僅僅是一個標新立異的溢美之舉，而是在為管理定性，它揭示了管理的本質，提出了所有管理者努力的正確方向。這至少包括了以下幾重含義：

第一，管理最根本的問題，或者說管理的要害，就是管理者和每個知識工作者怎么看待和處理人和權力的關系，亦即通常所說的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德魯克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生活經驗相互印證，對他的研究和寫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他看來，人是不應該有權力（power）的，只有造人的上帝或者說造物主才擁有權力，造物主永遠高于人類。歸根結底，人性是軟弱的，經不起權力的引誘和考驗，因此，人可以擁有的只是授權（authority），也就是他只是在某一階段、某一事情上，因為他擁有的品德、知識和能力而被授權。不但任何個人是這樣，整個人類也是這樣。民主國家中「主權在民」，但是人民的權力也是一種授權，是造物主授予的，人在這種授權之下只是一個既有自由意志、又要承擔責任的「工具」，他是造物主的工具而不能成為主宰，不能按自己的意圖去操縱和控制自己的同類，也不應該成為任何同類的工具。認識到這一點，人才會既謙卑又有責任感，才會以造物主才能夠掌握、人類只能被其感召和啟示的公平正義，去指引自己的行動，并時時檢討自己，也才會甘愿把自己置于社會的規(guī)范和約束之下。

第二，盡管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每個人都是造物主創(chuàng)造出來的，承載了他的美意，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價值，都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能力，都有自己的功能，都應該被尊敬，而且應該被鼓勵去創(chuàng)造。美國的〈獨立宣言〉中所說的，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不證自明和不可讓渡的權利（rights），正是從這一信念而來的，這也是德魯克的管理學之所以可以有所作為的根本依據。管理者是否相信每個人都有善意和潛力？是否真的因此對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這些基本的或者說核心的價值觀和信念，最終決定他們是否能和德魯克的學說發(fā)生感應，是否真的能理解和實行它。

第三，在知識社會和知識性組織里，每一個工作者在某種程度上，都既是知識工作者，也是管理者，因為他們可以憑自己的專門知識對他人和組織發(fā)生權威性的影響─知識就是權力。但是權力必須和責任捆綁在一起─權力就是責任。而一個管理者是否負起了責任，要以績效和成果做檢驗。憑績效和成果問責的權力是正當和合法的權力，也就是授權或者權威（authority），否則就成為德魯克堅決反對的強權（might）?？冃Ш统晒灾匾?，不但在于經濟和物質層面，而且在于人們容易忽略的心理層面，因為管理者和領導者如果持續(xù)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大眾在徹底失望之余，會非理性地轉而選擇去依賴和服從那些許諾「完美社會」的強權，同時甘愿交出自己的自由和尊嚴。這就是為什么德魯克一再警告，如果管理失敗，極權主義就會取而代之。

第四，除了讓組織取得績效和成果，管理者還有沒有其他的責任？或者換一個說法，績效和成果僅限于可量化的經濟成果和財富嗎？對一個工商企業(yè)來說，除了為客戶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和服務，為股東賺取合理的利潤，能否同時成為一個良好的負責任的「社會公民」，能否同時幫助自己的員工在品格和能力兩方面都得到提升，從而把組織變成一個「道德社區(qū)」呢？這似乎是一個太過苛刻的要求，但它是一個合理的要求。我個人在十多年前，和一家這樣要求自己的后勤服務業(yè)的跨國公司合作，通過實踐認識到這是可能的。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學會把倫理道德的訴求和經濟目標，設計進同一個工作流程、同一套衡量系統(tǒng)，直至每一項方法、工具和模式中去。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有愈來愈多的機構開始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在各自的領域做出肯定的回答。

第五，「作為一門博雅技藝的管理」或稱「博雅管理」，這個討人喜愛的中文翻譯有一點兒問題，從翻譯的「信、達、雅」這三項專業(yè)要求來看，雅則雅矣，信有不足。Liberal art 直譯過來應該是「自由的技藝」，本意是讓人得以擺脫束縛，獲得精神和肉體自由的技藝，或者說要成為一個自由人必須掌握的技藝。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只有「自由人」才能學習這些知識和技能，奴隸則不必也不能，因為只有「自由人」才需要履行崇高的公民責任。但最早的繁體字中文版把 liberal art 譯成了「博雅藝術」，這可能是想要借助它在中國語文中的褒義，我個人還是覺得「自由的技藝」更貼近英文原意。Liberal本身就是自由，Art可以譯成藝術，但是管理是要應用的，要產生績效和成果的，所以它首先應該是一門「技能」。另一方面，管理的對象是人們的工作活動，和人打交道一定會面對人性的善惡，人的瞬息萬變的意念─感性的和理性的，包括管理者自身的，從這個角度看，管理又是一門涉及主觀判斷的「藝術」。所以art 其實更適合解讀為「技藝」。Liberal─自由，art─技藝，把兩者合起來就是「自由的技藝」。

最后我想說的是，我之所以對 liberal art的翻譯這么咬文嚼字，不光是從語義學的角度去「正名」，更重要的是想強調管理學并不像人們普遍誤以為的那樣，是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的成功學。它不是旨在讓一家企業(yè)能賺錢，在生產效率方面達到最優(yōu)，也不是旨在讓一家非營利機構贏得公眾的美譽。它旨在讓我們每個人都生存在其中的人類社會和人類社群（社區(qū)）更健康，較少傷害和較少痛苦。讓每個工作者都有機會，按照他與生俱來的善意和潛能，自由地選擇他自己愿意在這個社會或社區(qū)中所承擔的責任，自由地發(fā)揮才智去創(chuàng)造出對別人有用的價值，從而履行這樣的責任，并且在這樣一個創(chuàng)造性工作的過程中，活出人的尊嚴，成長為更好和更有能力的人：他們具備務實的知識和技能，但是不傲慢和虛榮；他們追求精神和靈性的升華，但是不憤世嫉俗；他們崇尚自然創(chuàng)造的神圣性，但是不冷漠無情。這就是德魯克先生作為一名「社會生態(tài)學者」所定義和期待的，管理作為一門「自由的技藝」，或者叫「博雅管理」，它的真正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