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8日至31日，第四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The Fourth Middle-Period China Humanities Conference）在香港城市大學成功舉行。該系列會議前三屆先后于哈佛大學、萊頓大學和耶魯大學舉辦，本屆會議首次移師亞洲。在田家炳基金會的慷慨支持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李怡文、呂家慧、徐力恒及學系相關同事們承辦了此次會議，并邀請早稻田大學飯山知保、布朗大學蒲杰圣（Jason Protass）、俄勒岡州立大學薛磊三位海外學者加入會議籌備委員會。本屆會議收到的參會申請數(shù)量遠超預期，420份申請中150份來自在讀博士生，270份來自已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經過會議籌備委員會的嚴格遴選，最終有159篇論文入選，來自十余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學者們齊聚香港，參會交流。田家炳基金會主席田榮先先生亦特地出席了開幕式。

與會學者合影（香港城市大學提供）

正如會議統(tǒng)籌人李怡文在大會開幕式致辭中所言，中古中國人文會議在創(chuàng)辦十二年之際首次來到亞洲，這不僅標志著一個新輪回的開始，更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與此同時，會議仍延續(xù)了過往的傳統(tǒng)與初衷：中英文同為會議的官方語言，學者可自行決定用何種語言發(fā)言，需要時可用另一種語言進行簡要總結。每篇論文也無需單獨報告，而是會被分別編入一個學科小組和一個跨學科小組，參加兩場各1小時50分鐘的深度討論。這一安排不僅可以促進中英文學界的對話，更旨在推動跨時段、跨領域的學術交融。具體而言，學科小組聚焦較為細致的研究切入點，共設有“中國與域外”（China and Beyond）、“生死之間的身份建構”（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Life and Death）、“文學的回響：聲音、記憶與地理”（Literary Resonances: Sound，Memory，and Geography）等14個主題；跨學科小組則展現(xiàn)出更廣闊的關懷與反思，打破了文學、歷史、藝術、宗教研究等學科的傳統(tǒng)邊界，探討諸如“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女性”（Women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與‘他者’相遇：書寫與視覺呈現(xiàn)”（Encountering，Writing，and Visualizing the “Other”）以及“變遷中的信仰世界”（Changing Worlds of Belief）等綜合性議題。

會議籌備委員會介紹本屆會議的遴選標準和分組討論機制（香港城市大學提供）

本屆會議的主題為“無垠之中”（The Middle Without Boundaries?），承接了2023年第三屆會議對“深陷中間”（Stuck in the Middle？）的探討。會議將“中古中國”的時間跨度界定于公元220年至1600年，并在此基礎上嘗試打破更多囿于時代、學科或地域的學術藩籬。在三天的熱烈討論中，與會者不僅對“唐宋變革論”等經典理論提出挑戰(zhàn)與質疑，也對物質文化研究等前沿視角的拓展寄予厚望。值得關注的是，面對當下洶涌的AI浪潮，數(shù)字工具在人文學科中的應用成為本次會議的熱議焦點。學者們尤為關切的問題是：如何在堅守扎實史料研讀與獨立思考的前提下，讓數(shù)字技術真正對研究產生助益。此外，除了會場內的爭鳴，大會還策劃了三條不同路線的香港歷史文化考察活動。在5月29日下午的行程中，學者們分為三組，或欣賞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藏賀祈思（Chris Hall）先生捐贈的幾十件珍貴織繡品，或飽覽了中大文物館及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珍貴藏品，或參觀了九龍寨城公園與港鐵宋皇臺站內的宋元考古文物陳列。這些豐富的在地活動，既將原本局限于室內的學術探討延伸至生動的歷史現(xiàn)場，也激發(fā)了與會者對歷史文物保育與活化的深刻思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以及港鐵宋皇臺站均慷慨支持了會議考察活動，也展示了香港各個在地機構對國際學術交流的熱忱。

與會學者參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影（香港城市大學楊曉清拍攝）

大會的首場圓桌討論聚焦“重思時間：歷史分期再探”的議題，由早稻田大學飯山知保主持，耶魯大學韓森（Valerie Hansen）、北京大學鄧小南和包華石（Martin J.Powers）、香港城市大學程美寶和圣母大學楊曉山等教授共同參與。各位論壇發(fā)言人回顧了中國歷史分期標準的不斷演變，并深入剖析了種種分期背后所潛藏的觀念與話語權博弈。鄧小南梳理了歷屆會議對“中古”概念界定的演變脈絡：從首屆會議將其限定在公元800年至1400年，直至近兩屆會議將這一斷代大幅延展，涵蓋了近1400年的歷史跨度（公元220年至1600年）。她強調，“中”并非固定、孤立的段落，而是銜接、轉折、時空拓展的樞紐。盡管不同領域對分期難有統(tǒng)一標尺，學者應警惕過分瑣碎的切片，應關注長程脈絡中的關系結構。她認為，無論是“中古”還是“前現(xiàn)代”等表述，分期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在長程脈絡的關系結構中，建立起跨時空深度對話的基礎。

歷史分期往往并非價值中立。楊曉山指出，歷史分期往往不是對過往歷史直白、客觀的描述，就他熟悉的領域而言，是論者希望建立文學體系、且以此建立詩歌的等級價值。他以南宋晚期確立的“初唐、中唐、盛唐、晚唐”唐詩分期為例指出，嚴羽借推崇盛唐以貶抑晚唐，實則是為了針砭當時的文壇風氣。程美寶則從近現(xiàn)代史視閾出發(fā)，認為學界對分期問題的討論，常常困在現(xiàn)代的框架里（stuck in the modern），“現(xiàn)代”的背后承載了過多當代的價值觀、技術與平等意識。她又以宋王臺是清代所立，卻被融入香港對宋代史的歷史記憶為例，指出對歷史的敘述往往是作為一種隱喻（metaphor），表達我們的現(xiàn)實關懷。當建立一種歷史分期時，她主張研究者也應關注區(qū)域與城鄉(xiāng)差異，以及文字社會與口頭社會的差異。針對中古中國是否經歷過“早期現(xiàn)代”階段的持久爭議，韓森指出，若歐洲因活字印刷而被視為早期現(xiàn)代，那么宋代的雕版印刷同樣具備該特征，內藤湖南等學者所提出的“近世說”依然有理有據。包華石則進一步闡釋，現(xiàn)代性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在于社會關系變革與平等化，而非僅僅在于經濟數(shù)據的差異。譬如在西方現(xiàn)代政府理念中，高度重視“官職與官員分離”的原則，官員的任命來自才能而非來自階級、血統(tǒng)或神授。相較于維多利亞時代仍依附階級和血緣的英國司法，利益回避、民意反饋、官員回避制度等概念卻早在漢代中國以降便成形。他呼吁學界應承認“早期現(xiàn)代性”在全球范圍內的多元性。

大會第一場圓桌討論（香港城市大學楊曉清拍攝）

大會第二場圓桌討論聚焦“重思工具：研究方法新趨向”的議題，由香港城市大學徐力恒主持，萊比錫大學李可（Friederike Assandri）、魯汶大學魏希德（Hilde De Weerdt），里德學院迪磊（Alexei Ditter）、臺灣大學許雅惠、北京大學陸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譚凱（Nicolas Tackett）等教授共同參與。本次討論回顧了自首屆會議以來研究工具（涵蓋理論工具、文獻材料及數(shù)字化）的革新。諸位學者探討了技術上的突破如何深刻影響新問題的提出、史料審視的視角和核心觀點的建構。李可指出，AI時代的到來不僅極大降低了研究者獲取和處理海量文本數(shù)據庫的門檻，更助力不同語言的材料實現(xiàn)互翻。她倡導一種基于AI輔助的遠讀（Distant Reading）和傳統(tǒng)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策略。她認為，傳統(tǒng)的中國中古思想史研究（如佛教、道教和儒學研究）被近代以來的學科體系人為割裂。而在當下，借用海量數(shù)據庫和AI的普遍運用，學者們可以更便捷地追蹤不同文獻間的互文關系，從而打破碎片化的學科壁壘。研究工具的更新也促使學者反駁傳統(tǒng)史學的固有預設。譚凱以晚唐政治精英研究為例，過去的研究者通常會預設一個龐大的門閥大族的后裔群體。當利用數(shù)字工具構建人物與家族的互聯(lián)網絡后，會發(fā)現(xiàn)并非所有名門望族的后代都掌握權力，而是通過緊密聯(lián)姻與社交網絡交織而形成少數(shù)精英圈子。他主張不應以個人的標簽屬性來劃分人群，而是基于他們真實的社會交往和人際網絡。數(shù)字方法也絕非僅僅高效處理海量數(shù)據的工具，其更深層的價值在于幫助學者沖破預設范疇的束縛。

大會第二場圓桌討論（香港城市大學溫越拍攝）

魏希德從圖像處理方式的變化、多模態(tài)模型的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和AI時代的學術共享等四個維度談到數(shù)字技術對歷史研究的影響。她認為，一方面AI支持文本、圖標、視頻等多源媒介的打包與交叉提問，由此幫助研究者思考和觸碰那些過去無法企及的宏大學術問題。但另一方面，對于復雜的歷史研究，目前沒有可以完全依賴的全自動分析工具，學者必須利用混合研究方法，并對研究結果審慎評估。陸揚則指出，中古中國的人文會議似乎被宋代研究的視角所主導，雖然過去兩代宋史學者貢獻巨大，但這種用后世標準和結果去逆推、審視唐代的做法，存在嚴重的方法論盲區(qū)。他同樣認為應對當下風頭正勁的AI與大數(shù)據熱潮保持清醒與審慎。他呼吁學者們應當堅守本分，先回到充滿細節(jié)的歷史文本系統(tǒng)中，去做扎實的傳統(tǒng)文本研究，再把AI和大數(shù)據當作后續(xù)加以印證的輔助工具，而不是讓技術喧賓奪主。

迪磊和許雅惠則將討論拉回到更具體的歷史現(xiàn)場。迪磊以墓志銘研究為例，系統(tǒng)梳理了當下正在走向整合的六種研究路徑。他指出，這些方法并非全新，但過去十年間研究者越來越多地將它們交叉組合使用。這些方法論的融合，催生了以往孤立研究時根本無法提出的問題。他認為，該領域的未來，正取決于這種擴展的閱讀實踐，即以對銘文和石碑的細致關注為起點，進而向外延伸至物質載體、墓葬空間乃至整個歷史環(huán)境。許雅惠回顧了中古墓葬與墓志的研究在過去十年中從單純的文本史料到物質文化與社會實踐的深刻轉向。她指出學界越來越關注墓志的形式與物質載體（形制、排版、石材等）本身所承載的文化意涵。她強調，今天的學術應當超越王國維經典的“二重證據法”，辯證地看待地上文獻與地下文獻之間的關系?？脊挪牧喜⒉豢偸菫榱巳プC實傳世文獻，它們往往有著獨立的運作邏輯，甚至與文獻相互矛盾。

會議閉幕日上午的總結與反思論壇，由李怡文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王錦萍共同主持。李怡文首先介紹本屆會議投稿與小組設置上反映出的新趨向，即傳統(tǒng)的單一經濟史、社會史視角研究在數(shù)量上的式微，代之以跨學科、或學科內跨領域綜合研究的增多。王錦萍認為，本屆會議呈現(xiàn)出的學科交融趨勢，正回應了十二年前在哈佛首屆會議閉幕總結時包弼德（Peter K. Bol）-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教授之問，即新一代學者如何突破“唐宋變革論”及“精英地方化”的舊有框架并建立新范式。隨著學科的物質與文化轉向，新一代學者不再執(zhí)著于宏大理論的建構，而是投入更具體與鮮活的議題，在重構生活經驗與提煉歷史意義中尋求平衡。與會學者隨后就中古中國研究中的代際轉型展開討論。飯山知保曾在開幕式直言對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的反叛，引發(fā)與會者的關注。是次討論中，飯山講述背后的個人因素，并提出通過對華北等異質性地區(qū)的深挖，探討“唐宋變革論”以外的歷史圖景。在隨后的自由討論環(huán)節(jié)，曾以不同身份參與過往會議的韓森、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左婭、巴克內爾大學陳松、康奈爾大學艾媞捷（TJ Hinrichs）及中研院童永昌等學者先后發(fā)言。五位學者一致認為，現(xiàn)今中古中國學界看似“碎片化”的背后，實則暗含著新范式路徑。單一宏大歷史敘事的衰落，為建立在新研究基礎上、能夠適配不同區(qū)域與個人面向的多元宏大敘事創(chuàng)造了空間。

隨后的討論圍繞“物質文化與物質性”（Material & materiality）及“他者與他者性”（The others & otherness）、經典議題的新方法（New approaches to old topics）三組概念展開。三組概念的選擇基于各小組主持人就組內討論情況提交的核心報告，以回應與會學者的共同關切?！拔镔|文化與物質性”作為本屆會議最核心且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跨學科主題，呼應了中古中國研究中的物質轉向趨勢。迪磊、阿育王大學的芮雪（Eloise Wright）及塔夫茨大學的許曼等教授從文本研究者的視角出發(fā)，討論對器物的利用如何豐富歷史敘事。臺灣大學的陳韻如與麥吉爾大學的洪知希則從物質文化研究者的角度，提出對圖像的理解不可僅停留于視覺層面，而應采用更多元的方式探討其意義。本屆會議的另一個熱門主題是對“他者”的書寫。普林斯頓大學的文欣指出不同世代學者關注材料差異背后的方法論轉型。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殷守甫則提出以“斷裂與遺忘”補充“轉型”視角。中國人民大學的王子奇以考古學者的身份，提醒學者關注不同材料之間的異質性，以及不同學科背景間的迥異問題意識。北京科技大學的高柯立討論“轉型”范式背后的結構主義預設。許雅惠則從自身接受的訓練談起，提出對“物性”的重視。

中場茶歇環(huán)節(jié)，會場內播放了由Stealer Wheel演唱的《Stuck in the Middle With You》。此曲名亦是上屆耶魯會議的靈感來源。從“深陷中間”到“無垠之中”，標題的轉變也體現(xiàn)出中古中國學界在突破時代、學科與地域的各藩籬后走向豁然。緊接著，與會者圍繞第三個主題“經典議題的新方法”展開討論。中國人民大學的湯元宋聚焦新材料的利用為重寫理學思想史創(chuàng)造的可能。其后，多位學者結合組內討論情況，分享對領域內前沿研究的思考。北京大學羅祎楠、中山大學李丹婕、北京大學博士生劉邦棟、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楊云飛等提出政治史研究中應強化對人的關注，從不同敘事中還原真實而豐滿的人。弗吉尼亞大學張聰亦提醒在對具體群體以及個體的研究中，應注意其生活中的多重面向，融匯不同領域知識。西方學院張楣楣和獨立學者白睿偉（Benjamin Ridgway）則從文學角度出發(fā)，指出文學與歷史的對照，或可使研究者產生新的思路。大家一致認為，跨學科的思維應成為研究者的自覺，以契合本屆會議“無垠之中”的主旨。然而，在擁抱新材料與探討新路徑的同時，這場代際轉型也伴隨著深刻的學術焦慮，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演進。作為資深學者代表，香港中文大學張曉宇教授透露出對青年學子過度依賴電子文獻，導致史學基本能力缺失的隱憂。隨后的青年學者組別中，香港城市大學李依卓與臺灣大學吳潔盈提及教學與研究中的困惑之處。在讀博士生中，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潘雨希、香港中文大學的疏沛原與漢堡大學的施天宇等同學都不約而同地吐露出面對技術迭代及今后學術發(fā)展方向的焦慮。

大會尾聲，歷屆會議組織者鄧小南、魏希德與韓森三位教授在邀請下共同上臺，就中古中國人文會議的過去與未來，同發(fā)金玉之聲。哈佛會議的發(fā)起人之一鄧小南指出，中古中國的長時段分析框架已在過去十二年間，為宋史以外的更廣泛學界所接受。學者應有把控研究方向的自覺，將框架與技術視為治學幫手而非牢籠。萊頓會議組織者魏希德認為，歐洲漢學的一大特征便在于天然的跨學科性，并希望本屆會議成果盡快借助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中國歷史學刊》）等平臺落地。耶魯會議組織者韓森提出，每一個時代都面臨著不同顛覆性技術的挑戰(zhàn)。她呼吁學者在伏案寫作以外，珍惜每一次實體會議中的觀點碰撞與實地考察，積極參與學術共同體的建構。

大會長桌總結（香港城市大學彭瑾拍攝）

從紐黑文到香港，獅子山下的四日學術盛會伴隨著炙熱的溫度，恰似中古中國研究的方興未艾。愈來愈多青年學生與學者的加入，使本屆會議規(guī)模上成為歷屆之最，更讓人深感“其命惟新”的生命力。然而，機遇與挑戰(zhàn)往往并存。人工智能以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正重塑著學術生態(tài)，也由此成為本屆會議討論的熱門話題。盡管學者們的看法并不相同，“無垠之中”的命題卻指示大家應以更加開放與包容的態(tài)度回應世變。四日的學術盛會雖落下帷幕，思想的激蕩卻不會停止。正如李怡文在總結時所言，讓我們在意猶未盡時告別（Leave when it is still fun），共同期待三年后的夏日。

來源：彭瑾、梁藝耀、羅棋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