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近日新聞報道：多年來，美國民主黨一直在尋找重新贏回勞動者的“靈丹妙藥”。這個群體曾長期被視為民主黨的天然票倉。為此，民主黨不斷強調經濟議題。

但調查顯示，過去半個世紀里，勞動者與民主黨之間的裂痕持續(xù)擴大，分歧不僅體現在經濟問題上，也體現在如何理解公平與個人努力、社會價值觀，以及對制度的信任上。

自2016年總統(tǒng)選舉以來——那一年，唐納德·特朗普在中西部多個州贏得大量工人階層選票，打破了民主黨的“藍墻”——美國左翼一直在急切追問：怎樣才能重新贏得勞動階層的支持？

對此，各方給出了不同答案。資深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在共和黨選區(qū)巡回造勢，抨擊寡頭政治和企業(yè)貪婪?？的腋裰萋摪顓⒆h員克里斯·墨菲則反復強調，“民主黨必須重新找回自己作為勞動階層政黨的身份”。

新一代候選人也開始涌現：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曾在酒吧當過服務員，瑪麗·格魯森坎普·佩雷斯做過機械師，格雷厄姆·普拉特納則是一名身上有不少紋身的退伍軍人。他們的人生經歷被當作重新爭取這一選民群體的象征，而民主黨長期以來一直以為這個群體理所當然會支持自己。

緬因州聯邦參議員候選人格雷厄姆·普拉特納被視為民主黨最新一位出身藍領、可能帶來轉機的人物。他直白地表達了這種看法：“我們正處在某種階級戰(zhàn)爭之中?！彼f：“如果民主黨想在勞動者中擁有未來，就必須站在勞動者一邊?！钡谒磥恚l算是“勞動者”？他的回答是：“基本上，凡是不是完全依靠巨額財富獲得全部收入的人，都算?！?/p>

這一理論始終如一：某個地方存在一個潛在的勞動者多數，他們因共同的經濟訴求而團結，只等被政治動員起來，為民主黨投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曾通過“新政”做到這一點，因此，他的后繼者也應該能夠再次做到。

我是政治學者，長期研究美國鄉(xiāng)村和工人社區(qū)。在我看來，一個關鍵問題在于，這些主張改革的民主黨人是否真的愿意理解這些選民。因為正如這些選民自己所說，他們并不是只等著被某個正確綱領、正確使者或正確口號動員起來。僅僅號召他們“對抗寡頭”，恐怕并不足夠。

這一社會階層的選民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過去50年來，這種世界觀逐漸與民主黨拉開距離——并不是因為勞動者發(fā)生了根本變化，而是因為民主黨已經不是過去的民主黨了。

勞動階層身份并不只是“沒有巨額個人財富”這么簡單。今天，一個人把自己視為勞動者，意味著他是以某種特定方式來理解世界的。

人們通常會用一些常規(guī)標準來界定勞動階層，但這些標準往往忽視了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以2024年為例，在那些認同自己屬于勞動階層的人中，21%擁有大學學歷，只有5%是私營部門工會成員，37%持有股票。反過來，大多數沒有大學學歷的美國人，并不認為自己屬于這一階層。

勞動者從來都不是壓倒性支持民主黨的群體，即便在“新政聯盟”的鼎盛時期也不是。根據美國全國選舉研究的數據，勞動者在民主黨選民中的占比在1960年達到約56%的峰值，此后一路下降，如今略高于30%。

自認是民主黨人的勞動階層選民比例，也在過去半個世紀持續(xù)下滑。1958年時，這一群體中的大多數仍認同民主黨；此后便不再如此。

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轉向了共和黨。直到2020年和2024年——這是這項調查開展以來的第一次——認同共和黨的勞動階層選民人數才略微超過認同民主黨的人數，而且差距非常小。數據顯示，勞動階層如今在政治上更像一個無所依附的群體：他們遠離民主黨，卻也沒有真正投向共和黨，夾在兩黨之間，對任何一方的認同都在減弱。

那么，究竟是什么讓他們逐漸遠離這個“驢黨”？進步派左翼對此有一套現成解釋：民主黨在經濟層面拋棄了勞動者，尤其是在貿易、工資和產業(yè)政策等問題上。選民因此作出了理性反應。“只要把經濟問題解決，聯盟就會回來?！?/p>

在與外國貿易的問題上，這一論點最有說服力。1988年，大約四分之三的民主黨選民和勞動者都支持限制進口，以保護美國就業(yè)崗位。到2024年，支持這類限制的民主黨人只剩26%，而勞動者中仍有54%持支持態(tài)度。與大多數民主黨人不同，勞動者通常并不認為全球化符合自身利益。

但在保護主義問題上的分歧之外，雙方在價值觀上的裂痕也在擴大，而這不是任何關稅政策能夠彌合的。1984年，民主黨人與勞動者在一個問題上大體一致：如果人們得到更公平的對待，社會問題就會減少。2008年后，雙方開始出現分歧；2016年后，這種分歧進一步擴大。如今，民主黨人認為應更優(yōu)先追求平等的比例，比勞動者高出28個百分點。

1986年，一半的溫和派民主黨人以及略低于這一比例的勞動者認同這樣一種說法：非洲裔美國人之所以沒有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努力不夠。到2024年，持這種看法的民主黨人比例已降至13%。勞動者中的這一比例也有所下降，但只降到32%。

雙方之間不斷擴大的裂痕，主要并不是因為工人階層內部的種族怨恨上升。更主要的原因在于，2008年之后，民主黨迅速轉向一種更強調結構性障礙、而較少強調個人努力和個人責任的世界觀。勞動者一直傾向于用勤奮工作和應得回報來理解自己的生活，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的變化遠沒有民主黨那么大。

在社會議題上，這一趨勢同樣明顯。并不是勞動者在某種反動式反叛中右轉，而是民主黨明顯向左移動。1986年，民主黨人與勞動者中認同以下說法的比例相近：“如果這個國家更重視傳統(tǒng)家庭紐帶，問題會少得多?！钡?024年，雙方已拉開25個百分點的差距。

對個人生活的重要性問題上，民主黨人與勞動者之間幾乎不存在的差距，在20世紀90年代初之后不斷擴大，到2024年已達到17個百分點。墮胎問題上的差距，1980年只有3個百分點，到2024年已擴大到30個百分點。

至于是否應提高移民規(guī)模，2000年時兩組人幾乎站在同一立場上，支持這一主張的比例都在8%左右；但到2020年，支持提高移民規(guī)模的民主黨人達到48%，勞動者中則為24%。

不過，即便勞動階層選民原則上認同某項民主黨的政策目標，他們往往也不信任負責落實這一目標的制度。這種不信任是幾十年逐步積累起來的。

1958年，在“政府是否浪費了相當一部分納稅人資金”這一問題上，勞動階層選民與民主黨人之間只相差5個百分點。到2024年，這一差距擴大到27個百分點。這并不是因為勞動者轉向了某種極端對政府持否定態(tài)度的立場，而是因為溫和派民主黨人對政府作為推動社會變革工具的信任顯著增強。

勞動階層選民認為“像自己這樣的人對政府做什么沒有發(fā)言權”的可能性，比民主黨人高17%。2024年，88%的勞動者和75%的民主黨人都表示，政府是由少數大集團利益操控的。也就是說，雙方都認同這個體制已被控制。但民主黨的政治回應卻始終是擴大這個體制。

在擴大國家作用的問題上——從醫(yī)療保健、就業(yè)到環(huán)保項目——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主黨人與勞動者的立場明顯分化。到2024年，在建立公共醫(yī)療保險、增加環(huán)保支出和推行就業(yè)保障計劃等議題上，雙方的支持差距都達到20到30個百分點。

在進步派經濟綱領的幾乎所有主要議題上，民主黨如今都明顯比他們聲稱代表的勞動者更偏左。60年來，勞動者不斷告訴民調機構，政治體制并不傾聽他們。民主黨卻越來越適應那些勞動者日益不信任的制度。

這種不信任，是一連串具體經歷累積的結果：政府眼看著去工業(yè)化發(fā)生；經濟學家支持、勞動者承擔代價的貿易協定；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應對措施救了銀行，卻讓他們失去住房；監(jiān)管機構完全沒能預見的阿片類藥物危機。

這恰恰是新一波改革派候選人聲稱要糾正的問題?！昂线m的候選人能夠改變局面”這一說法并非毫無道理。候選人的素質確實重要。對某個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對制度的信任。

但從勞動者對民調問題的回答來看，經濟訴求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數據呈現出的是一種持續(xù)數十年的深層分化：勞動者與傳統(tǒng)民主黨人在如何理解公平、政府、個人責任和社會變革等問題上，存在明顯差異。如果只談“階級戰(zhàn)爭”，實際上是把勞動者強行納入一套現成的進步派議程，而沒有認真對待他們真正表達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