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這樣的安排未免有些過于直白。加利福尼亞的“死亡谷”，一個女人攀爬著某種難以穿透的東西；同一個女人又在注定的危險面前露出甜美笑容。若說國家肖像館的“瑪麗蓮·夢露：一幅肖像”證明了什么，那就是：夢露的一生是多么容易被敘事化，而一點流行心理學又是多么容易被套用到她生命的每個側(cè)面。
諾瑪·珍·莫滕森后來成了諾瑪·珍·貝克，再后來成了瑪麗蓮·夢露，仿佛每一次重新塑造身份，都能修補某種破碎。她從未認識自己的父親——其身份直到2022年才通過DNA檢測得到確認——因此她把自己的每一任丈夫都叫作“爸爸”。展覽中展出的幾封寫給第三任丈夫阿瑟·米勒父親的信，也顯示她同樣稱呼對方為“爸爸”。
學者和作家、藝術家和公關人員、制片廠高層、網(wǎng)絡偵探、小報記者，甚至夢露本人，都曾試圖塑造、調(diào)整并投射出一個屬于瑪麗蓮·夢露的故事。這既令人興奮，也令人疲憊。
國家肖像館試圖通過對這些圖像及其背后故事的選擇，把某種主動權重新還給夢露。它希望把她重新定義為自己人生敘事的主導者，而不是被敘述的對象，或單純的受害者。這樣的努力值得肯定，只是有時也顯得自相矛盾，甚至可能徒勞無功。
展廳中有整整一個房間，專門展示那些在她死后以她為繆斯的藝術家。安迪·沃霍爾著名的彩色絲網(wǎng)印刷作品中，她面孔的負片被一再復制；波琳·博蒂的作品里，她在旋渦般陰郁的灰色中心發(fā)出光彩，而博蒂本人也在夢露去世僅4年后早逝；約瑟夫·康奈爾的致敬作品中，夢露甚至沒有直接出現(xiàn)，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俯視斷裂鎖鏈的天體形象。
展出的每一件作品，幾乎都可以被納入你想賦予她的任何一種敘事：被詛咒的美人、女性主義先驅(qū)。真相反而顯得不那么重要，也許是因為我們終究無法知道真相。相比之下，人們在腦海中為她編織出的故事，似乎總要更令人滿足。“瑪麗蓮·夢露：一幅肖像”將于6月4日至9月6日在倫敦國家肖像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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