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石牌坊

探秘明代進士坊

鄧明明

鄰水縣王家鎮(zhèn)巖河村2組下灣，有一座古樸素雅的石牌坊。牌坊坐西北向東南，建筑面積約20平方米。坊為二柱一間，寬2.6米，高3.9米，兩側(cè)以圍墻相接。坊柱兩側(cè)施抱鼓石，鼓面飾卷草連枝紋，坊頂已毀。坊匾正面陽刻楷書“世家宏業(yè)”四字，字徑30厘米，首款題“賜進士第出身行人司行人”，落款為“天啟辛酉歲仲冬吉旦”。匾額上下部高浮雕神話人物造像，頭部已不存。坊匾背面陽刻楷書“甲第新開”四字，首款和落款與正面相同，上部浮雕“雙鳳朝陽”，下部雕刻已毀。該牌坊于2013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被發(fā)現(xiàn)并登記為不可移動文物。

鄰水下灣牌坊

一、坊主考定

落款“天啟辛酉歲”即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這是牌坊斷代的有力實證。首款提及“行人司行人”。行人司系明代所設官署，掌傳旨、冊封等事；行人則是行人司的官員。洪武二十七年定制，行人司官員共四十人，其中司正一人，正七品；司副二人，從七品；行人三十七人，正八品。明初行人由孝廉、秀才充任，后改從進士選任。

下灣石牌坊建于天啟元年，由此可推坊主中進士應在此前數(shù)年。據(jù)道光版《鄰水縣志》選舉篇記載，明代鄰水進士共十九人。自1621年上推四十年，鄰水登進士者僅六人，分別為：劉三才，萬歷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進士；楊繼夔，萬歷十七年（1589年）己丑科進士；馮從龍，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進士；孔宏頤，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丁未科進士；劉克愷，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進士；甘學闊，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進士。從時間看，此坊最有可能是家族為劉克愷或甘學闊所立。再查《鄰水縣志》人物篇，鄰水明代進士中僅甘學闊一人曾任行人司行人。由此可斷，下灣石牌坊即為甘學闊進士及第牌坊。

二、甘學闊其人

甘學闊，字用廣，號元宏。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會試第五十九名，殿試三甲第八十三名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崇禎元年（1628年），授云南巡按監(jiān)察御史，督辦云南抗洪救災事宜。在任期間，甘學闊不僅迅速賑災復產(chǎn)，更趁勢剿滅安效良等賊寇，安定西南。其后改任浙江道監(jiān)察御史，籌辦學院，激勵學官，親自授學，為國家培養(yǎng)了吳貞啟、吳偉業(yè)、李清等一批俊彥。崇禎七年（1634年），升任大理寺正卿。崇禎八年（1635年），以右僉都御史銜出任陜西巡撫，負責賑災平叛。主政陜西期間，誅殺王三錫，招降叛眾數(shù)萬人，安置于延安，后因降眾復叛受朝廷追責?！多徦h志》收錄甘學闊《密陳平賊機宜疏》，可見其平叛之勞苦與報國之熱忱。晚年，甘學闊回到家鄉(xiāng)，重建學宮，致力講學，著有藝文集。

三、城中諸坊俱毀，山村孤坊獨存

據(jù)道光《鄰水縣志》記載，全縣共有科舉甲第類牌坊十一處（含科舉、武舉、鄉(xiāng)賢），分別為：楊純進士坊、談倫進士坊、解元聯(lián)第天官大夫坊（為進士劉三才立）、世代天寵坊（為進士馮從龍立）、甲第傳芳坊（為進士孔宏頤立）、天子耳目南國文宗坊（為進士甘學闊立于城東北街）、天畿豸史七藩總憲坊（為進士楊一俊立）、名賢坊（為鄉(xiāng)賢楊芳春立）、節(jié)制兩省分閱三邊坊（為陳治道立）、科第聯(lián)芳青云繼美坊（為劉嘉會、劉嘉賓立）、天朝名帥昭代元戎坊（為甘良臣立）。

科舉甲第類牌坊，又稱“金榜題名”牌坊，需貢生（國子監(jiān)學生）、舉人、進士等方有資格建坊，故地方上多有“進士坊”“舉人坊”等俗稱。但在封建社會中，尤其是明清時期，牌坊的使用有嚴格的等級限制，除上述資格外，尚需皇帝批準，共分御制、恩榮、圣旨、敕建四種。鄰水縣城所載十一處明代科舉甲第類牌坊，均位于縣城街道或城門附近，幾乎占據(jù)主要交通要道，疑為皇帝恩榮而建，即由皇帝頒旨、榮及鄉(xiāng)里，由地方籌資建造。鄰水作為內(nèi)地小縣，能將如此多的牌坊集中于縣城，彰顯了地方教育的榮耀?？上С侵兄T坊均已毀沒，唯有隱于山村的下灣“甲第新開”牌坊尚存于世。此坊多半為“圣旨”或“敕建”類牌坊，即由皇帝恩準，官員或家族自行籌資修建，以彰顯家族榮耀，常立于家族祠堂或舊居之前。古代學士以登科入仕為人生最高追求，一朝為官，全家乃至全族皆可能受封，成為地方名門望族，恩澤后世。如甘一桂，便憑借其子甘學闊被誥授為通中大夫，妻子夏氏誥授為太夫人。

四、廣安最古石牌坊

從全市文物種類看，全市近三千處不可移動文物中，古牌坊建筑僅十二處，十分稀少。其中，全民水庫節(jié)孝坊、代市牌坊、平橋牌坊、雙石壩牌坊、百歲旌表牌坊、新街“槐蔭重開”牌坊、三角灘“流芳百世”牌坊、牌坊灣石牌坊等八處均為道德牌坊，以表彰節(jié)孝或紀念瑞壽為主，是牌坊建筑中遺存最多的一類；倒石橋石牌坊、老龍洞古寺山門石坊、明月寺牌坊等三處為標識牌坊，常立于祠堂、會館、寺觀、書院等建筑群入口處，作入口標識或空間分隔之用。從時間上看，十二處牌坊中僅下灣“甲第新開”牌坊為明代遺構，堪稱廣安最古石牌坊，其余均為清中晚期至民國所建，其歷史價值由此凸顯。

五、全省僅七座的科甲坊

若將下灣“甲第新開”牌坊置于全省范圍進行比較，其珍貴程度尤見分明。據(jù)2017年出版的《四川古代牌坊》統(tǒng)計，全省各類牌坊共計四百二十四座。從時間上看，明代有五十一座，僅占百分之十二，明代牌坊數(shù)量稀少，在省內(nèi)彌足珍貴。從類別上看，全省科舉甲第類牌坊僅七座，數(shù)量之少，堪稱“國寶”。這七座分別為：自貢富順“世登科甲”坊、達州開江“科甲開先”坊、瀘州合江堯壩進士牌坊、巴中平昌余煥文府邸牌坊、南充儀隴宋狀元李協(xié)恭故里牌坊（清代重建）、資陽安岳明進士坊（清代重建）、廣安鄰水下灣“甲第新開”牌坊。

六、結語

明代，中國科舉制度臻于繁盛，廣安地區(qū)中舉、中進士者達數(shù)百人之多，涌現(xiàn)出吳伯通、王德完、甘學闊等名留青史的名宦。其間，廣安地區(qū)雖未出狀元之才，但眾多學士高中三甲，亦屬殊榮。家族與地方官員紛紛籌資建坊，這既是家族的榮耀，也是地方的榮光，更是古代科舉興衰的見證。歷史長河中，科甲牌坊不斷湮滅消失，驀然回首，已難覓其蹤。如何保護利用好這座明代進士坊，是當前文物工作的重點，也是擺在文物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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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鄧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