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想白嫖310萬！”北京，17歲女生起訴某短視頻平臺，稱其瞞著母親，在近1年時間內，使用母親手機號注冊賬號，私自充值310余萬元用于打賞主播，要求平臺全額退款，平臺則辯稱賬號由成年人實名且消費特征不符，法院經審理發(fā)現，涉案實際金額高達650余萬元，最終法院這么判！

2024年4月，17歲的張娟在母親孫蘭的陪同下，將某知名短視頻平臺訴至北京互聯網法院。

起訴狀中的敘事極具“受害者”色彩：一個懵懂的高中女生，趁母親不備，利用其手機號注冊了3個平臺賬號（其中兩個實名認證為孫蘭，一個后期實名為自己）。

自2022年11月起，她沉迷于平臺的直播生態(tài)，通過綁定母親的銀行卡，在一年內累計充值310余萬元，用于打賞多名顏值、才藝主播。

張娟及其代理人主張，根據 《民法典》規(guī)定，作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其獨立實施的巨額消費行為遠超其認知范圍，且未經法定代理人（父母）同意或追認，屬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故請求法院判令平臺返還全部充值款項。

被告短視頻平臺在應訴后，迅速啟動了內部數據審計。然而，核查結果令人咋舌：原告主張的3個賬號，在對應時間段內的實際充值金額并非310萬元，而是560余萬元。

這一巨大的金額差異，讓承辦法官產生了第一重疑慮：一個聲稱對女兒打賞“完全不知情”的母親，為何會對銀行卡內流失的數百萬元毫無察覺？

為查明資金流向，法院依職權向平臺發(fā)函，要求調取涉案登錄設備（主要是孫蘭的手機）上的所有關聯賬號。這一查，徹底揭開了“未成年人獨自打賞”的假面。

調查發(fā)現，同一設備上還登錄著一個實名認證為張勇（張娟父親）的賬號，該賬號在此期間也充值打賞了90余萬元，至此，涉案總金額從原告聲稱的310萬，一路飆升至650余萬元。

此外，調查還發(fā)現，這筆巨款的消費軌跡呈現出明顯的成年人特征：

一是時間分布上，充值行為密集發(fā)生在工作日白天及深夜，與張娟作為高中生的在校作息時間嚴重沖突。

二是互動內容上，發(fā)言者常以成年人視角交流，如抱怨“朝九晚五上班”、討論“開車扣分”、提及“養(yǎng)兒子養(yǎng)女兒”的壓力等，語言風格成熟，與未成年人生活場景格格不入。

三是“反偵察”言論上，涉案賬號曾在評論區(qū)公然留言：“等下我去申請未成年人退款，用個未成年人申請，造假?！边@表明，賬號的實際控制人早有利用未成年人身份進行惡意退款的預謀。

那么，法院會如何判決？

首先，該案證據鏈閉環(huán)，成年人特征壓倒未成年人辯解。

在民事訴訟“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下，平臺提交的電子數據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證明實際充值主體是父母。20余次人臉識別是本案的“定案之錘”。

根據《民法典》規(guī)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

原告方在明知存在大量成年人操作痕跡（如上班族評論、深夜打賞）的情況下，仍堅持主張系未成年人獨立所為，且無法對父母的刷臉行為、關聯賬號的打賞作出合理解釋，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其次，法律不保護“惡意”，禁止濫用未成年人退款機制。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設立“未成年人退款”機制的初衷，是保護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財產權益，而非為成年人的沖動消費提供“后悔藥”。

本案中，涉案賬號甚至留有“用未成年人申請退款造假”的評論，表明當事人存在惡意利用規(guī)則的主觀故意。

司法實踐明確，如果家長明知是自身消費或默許消費，事后卻試圖通過讓孩子“背鍋”來挽回損失，這不僅違背公序良俗，更可能構成虛假訴訟。

法院認為，孫蘭、張勇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當妥善保管自己的身份信息、銀行卡密碼及人臉識別權限。

他們將手機、支付密碼交由孩子使用，或主動為孩子的大額消費進行人臉驗證，這在法律上可視為對消費行為的默示同意。

因自身監(jiān)護失職或共同參與消費而產生的損失，理應由監(jiān)護人自行承擔，而不能將商業(yè)風險全部轉嫁給已履行基本審核義務的平臺方。

綜上，法院判決駁回原告全部訴訟請求。

伯瞻說法：這起案件給所有家庭敲響了警鐘。“未成年人退款”不是家長沖動消費后的“免死金牌”。法律保護的是真正的弱者，而非鉆法律空子的“戲精”。

家長在數字時代必須守住兩條底線：一是保管好支付密碼和人臉信息，這是守護家庭財產的第一道防線；二是以身作則，不要試圖教唆孩子通過撒謊來規(guī)避責任，這比損失錢財更損害孩子的價值觀。

對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