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學者龔自珍在《古史鉤沉二》中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欲要亡其國，先要滅其史，歷史對一個國家有多重要呢？魯迅先生早就說過，“歷史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愛國主義是中國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新史學的奠基人梁啟超，撰寫了一系列宣傳愛國主義思想的歷史論著，《匈牙利愛國者嘎蘇士傳》、《意大利建國三杰傳》、《朝鮮亡國史略》、《黃帝以后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等。1910年，16歲的錢穆讀到了梁啟超刊在《國風報》上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為其“中國不亡論”所深深震動。從此，錢穆萌發(fā)了愛國思想與民族文化意識，深入國史研究終成一代史學大師。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危亡之際，歷史學家們也沒有閑著，他們用自己的筆抗日，“一寸山河一寸金”，從民族歷史文化中激發(fā)出大眾的愛國熱情，激勵著中國人為國赴難抗戰(zhàn)到底。

錢穆在《國史大綱》的開篇扉頁上，就明確提出“溫情與敬意”是一國國民對待本國歷史的基本態(tài)度：

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1935年10月，錢穆曾與姚從吾、徐炳昶；孟森、顧頡剛，錢玄同等百余教授上書南京國民政府，促進速定抗日大計，主張抗日救國。國難當頭，西南聯大同事陳夢家力促錢穆“為全國大學青年計”“為時代急迫需要計”寫一本中國通史教科書。錢穆下決心要以國史作為凝聚民族精神，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有力武器，近五十萬字的《國史大綱》,歷時一年撰著而成，然后被定為全國大學用書。

錢穆強調中國人應該知道中國史，“中國人應該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之本原和來歷，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之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yōu)良性。我們也可說，知道了中國史才算是知道了我 們自己各自的自己?！保ㄥX穆《中國史研究法》）

史學家牟潤孫在評論《國史大綱》時說：“錢氏此書中愛國家、愛民族思想洋溢滿紙， 于世之持自卑自賤之論者， 痛加針砭， 立論極足使人感動。讀錢氏之書， 當使懦夫有立志， 病夫有生氣， 熱血沸騰， 奮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為讀史之大用， 亦即史學家所貢獻于世者也?！秶反缶V》所可貴者在此?！?/p>

范文瀾，海內外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素有“新史學宗師”之譽。范文瀾寫作振奮民族精神的《大丈夫》，以表彰歷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氣節(jié)，勇于為國捐軀歷史人物，鼓舞人民的抗戰(zhàn)意志。書的命名，取自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書前《凡例》說：“本書志在敘述古人，發(fā)揚漢族聲威，抗拒夷狄侵凌的事跡?！?/p>

《大丈夫》用通俗讀物的形式記述張騫、衛(wèi)青、霍去病、李廣、蘇武、班超等25位代表人物，激發(fā)民眾的愛國思想，喚醒民眾覺悟要當堅決抗日的大丈夫。這部著作在1936年7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后，便成為教育青年、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的好教材，至1940年10月就印行了4版。

七七事變以后，范文瀾編選《游擊戰(zhàn)術》一書，沒想到大受歡迎，因而被傳稱為“游擊戰(zhàn)專家”。范文瀾還領導河大抗訓班服務團，先后在豫東、豫西、豫中和豫南宣傳抗日，動員民眾表現突出，所以當時有記者稱范文瀾“以前是文質彬彬的教授，現在變成了文武雙全的民族英雄”,稱他“永遠是青年的模范”。

陳垣，著名歷史學家，被毛主席稱是“國寶”。日偽機構曾多次威逼利誘，讓陳垣出任所謂“東亞文化協會”、“東洋史地學會”或“大東亞文化同盟會”等敵偽機構的負責人，陳垣一一嚴詞拒絕，表現出堅貞不屈的凜然正氣和抗日愛國的民族氣節(jié)。

1943年，陳垣致信西南的一位學者說：“至于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證，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后，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标愒髞砘貞涍@個時期的史學研究時說：“北平淪陷后，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謝山排斥降人，激發(fā)故國思想。所有《輯覆》、《佛考》、《諍記》、《道考》、《表微》等，皆此時作品，以為報國之道止此矣。”《通鑒胡注表微》就是他提倡“有意義之史學”的最突出的作品。郭預衡《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一文，將《表微》所表之微綜括為三：一曰表“亡國之痛”;二曰表“力主恢復，反對投降”;三曰立“勸戒”,講“治術”,論“民心向背”。

國破山河，全民抗戰(zhàn)，歷史學家也不會缺席，正如梁啟超感慨：“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p>

歷史學家的戰(zhàn)場在文化戰(zhàn)線上，堅決捍衛(wèi)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反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日本法西斯學者秋澤修二先后炮制了《東洋哲學史》和《支那社會構成》兩部書，反復宣講所謂“中國社會之停滯性”，美化日本侵華戰(zhàn)爭稱其有利于中國社會發(fā)展。中國史學家們憤而反擊，呂振羽的《關于中國社會史的諸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李達的《中國社會發(fā)展遲滯的原因》，吳澤的《中國社會歷史是“停滯”、“倒退”的嗎？》，華崗的《評侵略主義者的中國歷史觀》等文章。

日本的侵略讓歷史學家很難在書齋里安安靜靜研究學問，迫切以抗戰(zhàn)救國為己任。1932年，傅斯年打破自己“考史而不著史”的戒律，寫《東北史綱》對日本侵略者“滿蒙非中國領土”的謬論進行了有力駁斥，證明了東北本來就是中國的郡縣。顧頡剛在九一八事變后立即將研究重心由“中期的上古史”轉向邊疆史和民族史，激發(fā)國人的愛國保土熱情。

歷史學家朱希祖為時任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的張繼起草了籌辦總檔案庫和國史館的議案，提出“民族之所以悠久，國家之所以綿延，全賴國史為之魂魄”，“夫欲續(xù)歷史，不可不設國史館，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設檔案總庫”。

國史館的設立，在抗戰(zhàn)時期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國史不可絕，一國歷史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載體，歷史學家為抗日做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