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問，明知道唐朝搞節(jié)度使不靠譜，為什么還要飲鴆止渴？

答案很簡單，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為什么這么說？

首先，我們先得了解一下唐朝時期的軍事制度。

唐朝建立之初，沿襲的是北周至隋朝的“府兵制”。

何為府兵制？它是一種“兵農合一”的制度，簡單說就是有仗打時打仗，沒仗打時種地的一種軍事制度。

這種制度有3個核心優(yōu)勢：

1、財政上，朝廷不用花一分錢養(yǎng)軍，大大減輕了國家的負擔。

2、經濟上，士兵平時務農，不耽誤農業(yè)生產。

3、政治上，將領無法長期掌握軍隊，從根本上避免了擁兵自重的現象。

貞觀年間，正是靠著這套制度，李世民北滅東突厥，西平吐谷渾，東征高句麗，打造出一個疆域空前遼闊的大唐帝國。

當時的府兵，是整個國家最光榮的職業(yè)。

一個普通農民，如果能在戰(zhàn)場上立下戰(zhàn)功，獲得勛官稱號，不僅能得到幾十畝甚至上百畝的永業(yè)田，還有機會入朝為官，實現階層跨越。

那么，后來為何要放棄“府兵制”呢？

最根本的一個原因是，軍事形式發(fā)生了變化。

唐朝初期，打的仗大多是“閃電戰(zhàn)”。府兵出去打仗，有時候2個月就回來了，有時候半年回來，正好趕上秋收，不耽擱工夫。

可到了武則天時期，唐朝有兩大勁敵，一個是吐蕃，一個是契丹。且唐朝當時在青海和河北與兩大勁敵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拉鋸戰(zhàn)。

這樣一來，原來打仗種地兩不耽誤的情況就不存在了。

正如杜甫《兵車行》中寫道：“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去的時候還是小伙子，回來時頭發(fā)已經白了。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均田制的瓦解，一個是府兵的地位沒有了光環(huán)。

先說均田制的瓦解。

唐朝初年，地廣人稀，國家手里握著大量土地。那時一個成年男子差不多有100畝土地，其中80畝口分田，20畝永業(yè)田。

可隨著人口的增長和達官顯貴對土地的兼并，很多普通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了流民，嚴重影響到了府兵制的機制。

其次是，府兵的地位沒有了。

起初，府兵是國家的驕傲。到了武則天時期，府兵的地位越來越低。后來甚至地位還比不上“奴仆”。

榮譽沒了，前途沒了，連基本的尊嚴都沒了。誰還愿意當府兵？

于是，府兵開始大規(guī)模逃亡。到了開元十年，公元722 年，唐玄宗不得不采納了張說的建議，開始招募職業(yè)軍人。

這就是大唐歷史上的“募兵制”。

與府兵制相比，募兵制有個最大的缺陷，就是后勤成本太高。

府兵制下，士兵自備糧草，朝廷不用花錢。但募兵制下，朝廷不僅要給士兵發(fā)軍餉，還要負責他們的衣食住行、武器裝備。

更要命的是，邊疆距離長安幾千里，從內地運糧食到邊疆，路上的損耗高達90%。

也就是說，運10 石糧食，只有1石能送到士兵手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朝廷不得不開始下放權力。

先是下放募兵權，地方守將可在當地募兵，不需要再從內地募兵然后轉送到邊疆。

然后是下放財政大權，內地運糧成本太高，那就當地屯田養(yǎng)兵，解決糧食問題。

最后下放的是行政權和監(jiān)察權。為了避免地方官對軍事將領和軍事行動的掣肘，唐玄宗又讓地方將領兼任了采訪處置使。

公元 711 年，唐睿宗任命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jié)度使。

至此節(jié)度使，這個日后將大唐撕得粉碎的官職，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

有了募兵權，有了財政大權，又有了行政權和監(jiān)察權，天高皇帝遠的節(jié)度使，一下子成了大權在握的“小皇帝”。

朝廷不怕嗎？肯定怕！那怎么辦？

聰明的皇帝還是有辦法的，當時用3個辦法來優(yōu)化節(jié)度使這套體系：

1、重要的節(jié)度使，由皇子或宰相負責，地方上的節(jié)度使基本上都是節(jié)度副使，實際負責具體事務。

2、頒布“出將入相”制度，干得好的節(jié)度使可以調回到朝廷擔任宰相。有了這個上升通道，一般也沒人愿意冒險造反。

3、節(jié)度使之間相互牽制。天寶年間，全國共有9個節(jié)度使和1個經略使。

這十大軍鎮(zhèn)中，大致可分為兩個集團，西北集團和東北集團。

西北集團包括河西、隴右、朔方三鎮(zhèn)，總兵力約 21 萬人；東北集團包括范陽、平盧、河東三鎮(zhèn)，總兵力約 18 萬人；實力相當，相互制衡。

除此之外，安西、北庭、劍南、嶺南四鎮(zhèn)，兵力都比較弱，對朝廷構不成威脅。

那么最后怎么會出岔子呢？

問題只在一個人身上，李林甫。

李林甫是歷史上著名的奸相，他為了保護好自己的宰相位置，給唐玄宗提了一個看似合理卻又不合理的建議：

“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俊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zhàn)，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p>

意思是說，文官帶兵，貪生怕死；不如用出身貧寒的胡人將領。

胡人勇猛善戰(zhàn)，而且在朝廷里沒有根基，不會結黨營私，只要陛下對他們好，他們一定會死心塌地為朝廷效力。

唐玄宗覺得李林甫說得很有道理，就采納了他的建議。

于是，一大批胡人將領開始擔任節(jié)度使。安祿山、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順等人，都是在那個時候崛起的。

這還沒完，在處理完節(jié)度使的問題后，李林甫又將矛頭對準了王忠嗣。

王忠嗣不僅是唐朝最能打的將領，威望也高，還是太子李亨的好友。李林甫擔心王忠嗣支持太子，影響到自己的位置。

于是在唐玄宗身邊造謠王忠嗣的種種不是，最后唐玄宗大怒，將王忠嗣貶為漢陽太守。

不久后，王忠嗣暴病而亡，年僅 45 歲。

王忠嗣死后，西北集團群龍無首，分化成了哥舒翰（河西、隴右）和安思順（朔方）兩派。

當時河東節(jié)度使安祿山見有機可乘，起范陽、平盧、河東三鎮(zhèn)的兵馬，約19萬人直奔長安。

西北集團亂了以后，原本平衡的天平被打破了，東北集團也趁勢生亂，那便是歷史上影響大唐氣運最大的“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爆發(fā)，意味著唐玄宗精心設計的節(jié)度使體系徹底崩潰了。

可是縱觀全局，大唐從府兵制走向節(jié)度使制度，也是沒辦法的選擇。府兵制的衰落，自然需要一套新的體制來替換它。

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不可能面面俱到，另外也需要操作人的具體運作。

如果李林甫沒有那么自私，如果王忠嗣沒有死，如果唐玄宗晚年沒有那么昏庸，安史之亂或許根本就不會爆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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