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一批白人殖民者抵達北美建立定居點，到美國廢除了奴隸制。但直到今天，結構性種族主義仍然深植于美國社會。

在這篇訪談中，兩位經(jīng)濟學家米歇爾·霍爾德和珍妮特·威克斯—利姆圍繞她們合著的新書《種族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學：美國反黑人性的持續(xù)存在》展開討論，分析反黑人種族主義如何形成，以及它在當代美國仍發(fā)揮著怎樣的作用。米歇爾·霍爾德是紐約市立大學約翰·杰伊學院經(jīng)濟學教授，珍妮特·威克斯—利姆是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政治經(jīng)濟研究所研究教授。

珍妮特·威克斯—利姆：我很重視這個問題，因為它觸及了這本書最核心的結論之一：種族是一種社會建構。我們的意思是，種族與膚色、發(fā)色等表層生物特征只有松散而且并不一致的關聯(lián)，它真正的含義來自社會如何利用這一概念，把人劃分進不同的社會群體。

事實上，整本書都在試圖解釋，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國家——美國——為什么會選擇，并且至今仍在選擇，圍繞“種族”這一社會概念，尤其是圍繞反黑人種族主義來組織自身。這背后有其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邏輯。

因此，我們在第二章一開始就追溯了“種族”概念如何從17世紀起由英國殖民者在一系列政治和經(jīng)濟選擇中發(fā)展出來。尤其是，他們選擇了奴役來自非洲的人。我們的研究表明，殖民者之所以轉向奴役非洲人，是因為他們找不到愿意從事其商業(yè)經(jīng)營所需那種繁重勞動的自由工人或契約勞工。

為了維持奴役制度，殖民者幾乎剝奪了他們最容易獲得的被奴役人群——來自非洲的人——的一切法律權利。他們還賦予非洲人與英國人之間表層身體差異以深刻含義，并將這種含義附著在“種族”這一概念上。換句話說，種族逐漸成為界定“奴隸”這一法律身份的關鍵社會標記，而這種法律身份在美國社會持續(xù)了200多年。

至于你第二個問題，我想稍微換個方向來回答，因為我對美國以外種族主義如何運作了解有限。相較之下，我更想談談美國內部不同類型的種族主義。比如，針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就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議題。

我的研究前提是，種族主義可能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不同群體，但它服務的是同一個目的：它是一種政治工具，由社會界定的群體借此影響一個社會中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優(yōu)勢與劣勢如何被創(chuàng)造、如何被分配。我預計，這一基本特征在其他國家的種族主義案例中也會存在。至于一個國家如何界定種族群體、如何描述他們、又如何將他們安置在社會等級結構中，我認為這才是不同國家之間種族主義表現(xiàn)差異所在。

我的思路反映了分層經(jīng)濟學的基本主張。分層經(jīng)濟學是經(jīng)濟學中一個相對較新的研究路徑。簡而言之，它考察社會群體如何彼此競爭，以獲得更多社會、政治，尤其是經(jīng)濟資源，從而在社會等級結構中占據(jù)更有利的位置。

C.J.波利克羅尼烏：你們書中討論的這種特定形態(tài)的種族主義，是美國經(jīng)濟中奴隸制作用的結果，還是說反黑人性本就深深嵌入種族等級觀念之中？

米歇爾·霍爾德：正如珍妮特剛才的回答所顯示的，在整本書中，我們都在直接把反黑人種族主義與奴隸制聯(lián)系起來。我們認為，當代美國的反黑人種族主義，源于美國殖民者為替黑人奴役辯護而傳播的關于非洲人的負面觀念，同時也源于白人為了減輕自己因從這種特殊制度中獲益，或對其容忍而可能產生的負罪感所進行的合理化。

就你問題中的一部分而言，我們認為，極端種族等級觀念本身就包含反黑人傾向。不過，在我們看來，一個人并不一定要持有這種種族等級觀念，才會做出反黑人的行為。事實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作為一名黑人，他在最高法院的工作中多次作出與美國黑人群體利益和需求相悖的裁決。

我們并不否認，在美國建國之前，針對黑人的歧視和刻板印象就已經(jīng)存在。但美國當下這種反黑人種族主義，有清晰可追溯的根源，主要在于奴隸制的實施，以及奴隸制廢除后，白人美國人希望保住戰(zhàn)前美國只屬于本種族群體的特權。這與分層經(jīng)濟學理論的基本主張是一致的。

此外，世界歷史上許多種族和族裔群體都遭受過歧視和刻板印象，因此，這類經(jīng)歷并非黑人美國人所獨有。C.J.波利克羅尼烏：反黑人性是如何讓美國經(jīng)濟形成分層的？

解放之后，這種價值賦予仍由白人持續(xù)傳播，以維持他們在美國種族等級秩序中的主導地位。近年來，為評估美國勞動力市場中反黑人種族主義是否存在及其程度而開展的審計研究一再顯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白人求職者比黑人求職者更受青睞。因此，黑人身份似乎會讓求職者在獲得能帶來收入的工作時處于不利地位。

此外，奴隸制結束后實施的一系列政策，進一步限制了黑人個人和家庭積累財富的能力，因為被奴役者在奴隸制時期本就無法積累財富。美國當代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與種族高度重合。與白人相比，黑人美國人處于最不利的經(jīng)濟位置。

這使黑人群體在平等獲得教育、優(yōu)質醫(yī)療、住房所有權、安全且環(huán)境可持續(xù)的社區(qū)等方面處于劣勢，也削弱了他們在金錢對選舉影響巨大的情況下推動政策變化的能力。對黑人群體的這些限制，使黑人家庭和個人更難像白人家庭和個人那樣，在幾代人中實現(xiàn)經(jīng)濟流動，從而導致美國沿種族線持續(xù)存在經(jīng)濟分層。

美國歷史及其當前教育體系中，充滿了白人美國人積極設法阻止黑人美國人獲得教育資源的例子。只要對美國歷史稍有了解，大多數(shù)人都知道推動這些做法的是種族敵意。相對不那么為人熟知的，是黑人爭取教育資源的努力——包括那些在戰(zhàn)前仍處于奴役中的黑人。我們在書中記錄了這些努力，其中包括內戰(zhàn)后新近獲得自由的黑人美國人如何幾乎是從無到有組織起美國南方的公立學校體系。

分層經(jīng)濟學能夠照亮這一過程：美國的社會群體如何彼此競爭，以控制教育資歷，或爭取獲得教育資歷，并利用這些資歷為本群體成員獲取經(jīng)濟資源。

再看反黑人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作用，只要把白人美國人在教育資源上的種族性囤積做法，與優(yōu)質工作機會獲取上的種族差距聯(lián)系起來，這一點就不難看出。盡管勞動力市場中的種族差距早已有充分記錄，傳統(tǒng)經(jīng)濟學家仍傾向于認為，其成因不是種族主義。

已故經(jīng)濟學家比爾·斯普里格斯曾諷刺這種理論立場，稱之為“兩輛公交車理論”。意思是說，這種觀點實際上要求先把那些在教育問題上明顯作出種族主義決定的人——以及在住房問題上作出類似決定的人——“用公交車運走”，再“運來”一批全新的人去作出其他經(jīng)濟決策，比如就業(yè)決策。

C.J.波利克羅尼烏：美國經(jīng)濟中的結構性反黑人性，受益者是否只有白人社會？事實上，拉丁裔和亞裔也有被種族化并參與反黑人性的歷史，不是嗎？

霍爾德：美國拉丁裔和亞裔的反黑人態(tài)度與行為，不應簡單等同于這些群體會像白人一樣從反黑人性中獲益。批判種族理論指出，教育、刑罰、醫(yī)療等多種制度中的政策和實踐，本身就嵌入了一種傾向，即結果更有利于白人而不是黑人。

這些政策和實踐——例如“禁毒戰(zhàn)爭”或福利改革——是在數(shù)十年中逐步設計出來的，其結果是最有利于白人美國人。我們在書中對此有大量討論。那些認同自己是白人的拉丁裔，可能會享受到附著于白人身份的經(jīng)濟利益。根據(jù)美國人口普查局數(shù)據(jù)，美國大多數(shù)拉丁裔都作此認同。但這個群體很可能并未在設計那些帶有反黑人底色的政策、實踐和制度時發(fā)揮重要作用。

因此，拉丁裔或亞裔群體與白人美國人之間任何共享或“鄰近”的身份認同，并不一定就包含反黑人態(tài)度。不過，這并不是說美國的亞裔或拉丁裔群體不需要反思：由于白人美國人對不同群體的看法和對待方式不同，他們可能享有某些黑人群體無法享有的經(jīng)濟利益。

這也不是說，美國的一些亞裔和拉丁裔并不歧視黑人；這種情況當然存在。同樣，也有一些黑人美國人對亞裔和拉丁裔抱有偏見。

C.J.波利克羅尼烏：美國經(jīng)濟中的結構性種族主義為什么會持續(xù)存在？要終結它，又需要什么條件？威克斯—利姆：如果考慮以下事實，就不難理解結構性種族主義為何會在美國經(jīng)濟中持續(xù)存在。

首先，從17世紀初第一批英國殖民地建立，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建國發(fā)展的前350年里，公共政策一直明確將種族歧視寫入制度并加以執(zhí)行。直到1964年《民權法案》、1965年《投票權法案》和1968年《住房權利法案》通過，國家強制執(zhí)行的、明確的種族歧視政策才被廢除。而這些法律距今也不過60年。

換句話說，自歐洲殖民以來約410年的歷史中，這片土地有350年是在國家強制執(zhí)行、明確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政策下發(fā)展和運轉的。維系種族差距的制度和做法，正是在這段漫長歷史中不斷累積起來的。

第二，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種族主義在物質上確實讓美國的主導種族群體——白人美國人——受益。如果要消除美國的結構性種族主義，這些優(yōu)勢也將隨之消失。

要終結結構性種族主義，需要極其強大的政治意志。我懷疑，除非生活在美國的大多數(shù)人從根本上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否則這種政治意志不可能達到足夠程度：種族是一種社會建構；從本質上說，種族是白人美國人為壟斷經(jīng)濟和政治資源而發(fā)展出來的一種社會概念。

換言之，在我能想象到的情形中，真正挑戰(zhàn)結構性種族主義的唯一辦法，是白人美國人廣泛而主動地致力于消除自己從種族身份中獲得的優(yōu)勢。而我能想象他們具備這種政治意志的唯一前提，是他們認識到，所謂“白人身份”之所以有意義，只是因為它被用來實現(xiàn)種族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