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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我的中考，我的老師

文/ 耕夫囈語

寫在前面：給“我們的這個群體”寫點東西的念頭由來已久。談不上立言，但也試圖給這個群體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找個定位。

我所謂的“我們的這個群體”，是指六零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參加中考、從農(nóng)村走出來的一群初中中專生。

同時，我也念念不忘那些嘔心瀝血、默默付出的無數(shù)鄉(xiāng)村教師——是他們這群令人敬佩的園丁們的無私奉獻、辛勤澆灌，才培育出了“我們的這個群體”。有的老師，正如我這篇文章中的王老師一樣，在那個年代，經(jīng)歷了近乎悲劇式的坎坷命運。這里面有個人的因緣，也有時代的傷痕。我由衷地感謝他們！

又是一年高考季。四十九年前的一場高考，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包括我下文將要說到的我的一位中學老師。曾幾何時，高考牽動著千千萬萬考生和家長的心，繃緊了他們脆弱的神經(jīng)之弦。無數(shù)的家庭嘗盡高考帶來的酸甜苦辣。

高考的當天晚上，與兒子、兒媳微信聊天，問他們晚飯怎么吃的。兒媳發(fā)來照片，一只大烤雞，各種鹵菜大拼盤，說是“慶祝他們參加高考十六周年”。這些精美的熟食，在上海買起來并不便宜，然而慶祝一件改變他們命運的事，竟然沒有下館子吃大餐，也算是懂得節(jié)儉的九零后了。

我是沒有資格慶祝高考的，因為我的命運被定格在了四十年前的一場中考上。那么，值此高考之際，就把這篇文章，作為我參加中考四十三周年的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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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代六零后，四十年前的初中中專畢業(yè)生，稍長我兩歲的，已經(jīng)完成了歷史使命，為漫長的職場旅途劃上了句號。我的職業(yè)生涯也行將結(jié)束！

在我們這一群讀了中專，大多數(shù)終生吃體制飯的人即將退出歷史舞臺時，偶爾見到一些自媒體影影綽綽的提到了我們，那大概是同時代同一個群體的自怨自艾，自我安慰吧！但比起我們的上一代的老三屆，又算是幸運的一代了?？吹揭粍t同學轉(zhuǎn)發(fā)的短視頻，一位學者評價道，四十年前的初中中專生，相當于現(xiàn)在的985、211。這位學者說，當年他就是因為沒有考上中專，才不得已上了高中，后來考了大學。這似乎對我們沒有進過大學校門或者說與大學校門失之交臂的一群人，有了一絲掩耳盜鈴似的安慰。我有時和單位新入職的大學生同事聊天時，會諧謔地自嘲道“我當年沒上大學，今天看來，實乃國家和人民的巨大損失！”。玩笑歸玩笑，也常常在想，假設當初毅然放棄中專去讀高中，后來的命運，起碼有兩點是知道的——一個是天知道，另一個是鬼知道。

我的許多同學、學友，在匆匆走向工作崗位后，在學業(yè)上并沒有止步不前，他們清楚自己的先天不足，在勤勤懇懇工作的同時，依然學?？嘀?，書山力攀，通過那個年代國家舉辦的自學考試為自己充電。不少的學友一路開掛，直到取得了名校和國家科研機構(gòu)的博士頭銜，成為專業(yè)學術領域的領軍人物。但中專學歷如同昭示他們卑微出身的胎記，在某些公共場合，一些人總是羞于提起他們的第一學歷。

相差四十年，四代人的距離和溝壑，不是用學歷能拉近和填平的。每一代人，都是時代的產(chǎn)物。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這一代從農(nóng)村走出來，上了中專學校的人，似乎是幸運的，又好像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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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的背景來說，十年浩劫結(jié)束沒多久，改革開放的巨輪剛剛起錨，國家的建設和發(fā)展，急需一批中堅力量。在高考制度恢復后，人才培養(yǎng)處于青黃不接時期。五六年太長，只爭朝夕。短時間內(nèi)培養(yǎng)一批專業(yè)人員，迫在眉睫。中專畢業(yè)生倉促上陣，成了改革開放初期的過渡性人才。似乎可以這么說，我們這一代初中中專生，是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歷程中承前啟后的一代。

對于個人而言，在戶口決定命運的那個年代，我們這一代農(nóng)村出生的孩子，注定要成為一批“早熟”的果子，帶著幾分青澀，早早地走向了社會，然后被環(huán)境的激素催熟了?！靶『刹怕都饧饨牵缬序唑蚜⑸项^”。我那個時候，也是放棄了讀省立重點高中蚌埠二中的機會，選擇了上中專學校。兄弟姐妹眾多，父親收入微薄，家庭負擔重，我這個當老大的，能夠早一點獲得一份風吹不動、雨打不動的穩(wěn)定工作和薪水，能給父母減掉很大的負擔。

視頻里學者說的一點我是極認同的。四十年前，農(nóng)村的孩子能考上初中中專，那得是妥妥的學霸級人物。1983年，我參加中考時，要過五關斬六將。先是學校組織預選，過了學校這一關，再參加全縣的預選，縣里的預選分數(shù)達線了，才有資格參加省里正兒八經(jīng)的中考。

初三的時候，同班同學中，有的同學要比我大三四歲。他們是老復讀生，像烤羊肉串一樣的翻來覆去的參加中考，就為了能接到一張夢寐以求的中專錄取通知書，獲得一塊“農(nóng)轉(zhuǎn)非”的敲門磚，擁有一本吃“商品糧”的城鎮(zhèn)戶口薄。為了這些，愣是熬成了吳敬梓筆下的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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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那年，有兩件事情，印象深刻，至今記憶猶新。

第一件事，是班里的一位老大哥，出了名的老油條似的復讀生，初三的課程，門門爛熟，是解數(shù)學難題、偏題、怪題的高手，“黃岡密卷”之類的中考模擬試卷，做了無數(shù)。復習資料堆起來能超過身高，把人埋了。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東西，聽得耳朵起了繭子，爛熟于心，以至于上地理課時，他偏要做數(shù)學模擬試卷，上物理課時，他卻在背英語單詞。那股瀟灑勁，讓我這個應屆生打心眼里佩服和羨慕。

但每每中考，如同國足運動員，就是那臨門一腳不行。在縣城中考，他坐我前排，數(shù)學考試那一場，考試結(jié)束的鈴聲大作，那一刻，他突然轉(zhuǎn)身，手忙腳亂地要向我抄襲一道解方程式的附加題。那個時候，監(jiān)考老師很敬業(yè)，鈴聲乍響，看見他向后轉(zhuǎn)身，就搶前一步，嚴厲而迅疾地一把奪走了他手中的試卷。我當時很納悶，覺得這道方程式并不復雜，以他平時的表現(xiàn)，怎么會連這么簡單的題目也不會做了？后來才知道，有一種心理障礙叫考場緊張綜合征，這樣的人，進了考場，腦子立馬一片空白。我那時十六歲，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年齡，賴以早慧的頭腦，成了集貪玩、早戀、學霸于一身的人物。正是這樣的平常心，讓我得以在考場發(fā)揮出色。

我上了中專之后，據(jù)說那個老大哥又復讀了一年，但終究與中專，甚至于分數(shù)線最低的縣師范學校也無緣。后來，做了村干部，又辭了職先打工后經(jīng)商，據(jù)說也混得風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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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我的化學老師王老師與我一起參加中考。那個時候，學校年輕的民辦教師，國家政策給了他們一個轉(zhuǎn)公的機會，就是參加當年的中考，分數(shù)達線了，到縣師范學校進修三年，畢業(yè)后身份就是公辦教師了。

王老師是十里八鄉(xiāng)知名的人物。他是那個年代的窮鄉(xiāng)僻壤里，農(nóng)家子弟中少有的神童，是文曲星下凡，真正從雞窩里飛出的鳳凰。他讀高中的時候，身兼學生與老師雙重身份。他太聰慧，還在高一年級，高二的全部課程就無師自通了。當時農(nóng)村的師資力量匱乏，所以王老師上高二時，學校就讓他同時兼了老師，帶高一學生的課。1977年，高考制度一恢復，他就以優(yōu)異的成績，被北京師范大學錄取了。但王老師高中畢業(yè)以后，就結(jié)婚了，有了家室。那個年代，基于歷史的原因，國家為了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恢復高考制度后，對考生的個人條件，包括年齡、婚姻狀況等并沒有太多的限制。

從土得掉渣的農(nóng)村娃變成了京城名校里的大學生，大二的時候，王老師就有點像老家的兩句諷刺農(nóng)村孩子上大學的順口溜那樣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只不過王老師不是不認爹和娘，而是他打算不認他的糟糠之妻了，要做當代的陳世美。大二的暑假回家，就開始和老婆鬧離婚。他的岳父是民國時期的私塾先生，見過世面的人，于是帶著自己的閨女，千里迢迢進京告御狀。王老師當時在北師大化學系幾百名學生中名列前茅。那時正惡補英語，打算畢業(yè)后有機會獲得公派留學的資格。

那個年代，學校對陳世美式的人物持零容忍的態(tài)度。開除學籍這一條，比包拯的鍘刀更鋒利。校方愛才，不忍舍棄，找他談話，讓他先穩(wěn)住老婆和老丈人，等畢業(yè)后走向工作崗位，再提離婚的事。王老師吃了秤砣，鐵了心腸，他給學校的回答很決絕——開除學籍也要離婚。

王老師接到退學通知書時，一個箭步?jīng)_到位于四樓的宿舍的窗戶邊，打算縱身一躍，來個一了百了。同宿舍的學生眼疾手快，幾個同學牢牢抱住了他，把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學校怕再生不測，派一輛吉普車，專程把他送回了皖北農(nóng)村的家里。如同當初王老師接到北師大的錄取通知書一樣，再一次驚動了十里八鄉(xiāng)。

王老師回來后，立馬被鎮(zhèn)中學聘用，成了我的化學老師。然后是我們師生一起參加了1983年的中考。對于一位北師大的高材生來說，考縣城師范學校，簡直是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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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中專錄取通知書后，父親當了個大喜事來操辦，在家里擺了十來桌升學宴、謝師宴。王老師去赴宴的時候，卻自帶了兩瓶酒。父親即驚訝又好笑，一時間竟茫然失措。王老師的說辭誠懇“我和我的學生一起考試，英語竟然沒有他考的分數(shù)高，特帶兩瓶酒表達愧疚之情”。父親堅辭不受，語氣堅決而略帶責備“哪有老師給學生送禮的？！”。那年安徽省的中考，英語科目是50分的卷子，我考了49.5分，王老師比我低了0.5分。

這成了我父親津津樂道的一件事，以至于在最初的兩年里，常常掛在嘴邊，逢人便說，言語里充滿敬佩和贊嘆之情?，F(xiàn)在回首往事，才明白，王老師的呆和直，如同他的智慧和學業(yè)一樣的出類拔萃，也是他一生時運不濟的原因所在。

大概是我上了中專的第二年的寒假吧，我們幾個陸續(xù)考上中專的學生，相約到王老師家去給他拜年。那時，王老師已經(jīng)重新組建了家庭，有了一個孩子，還養(yǎng)了兩頭牛，蓋了新瓦房，日子過得還算順暢如意。考取功名的學生給他拜年，王老師自然無比高興。記憶中，春節(jié)前的那個白雪皚皚的中午，王老師家的八仙桌上擺了一桌子熱氣騰騰的菜。

后來，就沒有見到過王老師。走向工作崗位后，過年回家，只是從老爸和同學的嘴里聽到了關于王老師的一些零星的消息。據(jù)說，后來他前妻的舅爺任了鎮(zhèn)政府教辦室主任，在他的提拔和晉升上處處設卡，百般刁難；他的郁郁寡歡、落落寡合、孤傲狷介的性格，使得和同事的關系也不融洽；他在教學上的迂腐和嚴厲，讓一些調(diào)皮搗蛋的學生也明里暗里的不尊敬他。他成了領導、同事和學生都不喜歡的人。

再后來，聽說他成了超生戶，數(shù)額不低的超生罰款，讓他的生活變得困頓，人也更加的落魄了。常常是放學后，還要在野地里割幾捆牛草背回家。

算起來，王老師今年該是七十好幾的歲數(shù)了。偶爾與幾個老家的同學聚會，并沒有聽聞關于王老師的兇信。如果他身體健康，孩子們又有出息，教師行業(yè)的退休工資，在鄉(xiāng)下也足以支撐他和老伴安享晚年了。

四十多年的時光，如白駒過隙，一晃而過。我即將結(jié)束四十余年的職業(yè)生涯，在不久的將來，退了休，時間寬裕了，一定要再去拜訪王老師。

作者：耕夫囈語：六零后，安徽人在上海。喜歡碼字，陸續(xù)寫了點散文和詩歌，亦作時評隨筆。上海某企業(yè)員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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