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紅四方面軍，老戰(zhàn)友們腦子里頭一個冒出來的，多半是那幫敢打敢拼的猛將。許世友、陳錫聯(lián)、王近山、鄭維山、王必成、陶勇，這一串名字擺出來，哪個不是解放戰(zhàn)爭里二野三野的硬骨頭。

這支隊伍的底子是大別山的莊稼漢，識字的人少，可沖鋒陷陣從不含糊。話又說回來，凡事都有兩面，這支部隊帶兵的毛病，在紅軍里也是出了名的。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握上了手。兩邊人馬湊到一塊兒，差距就露出來了。

一方面軍的同志看著別扭，覺得四方面軍干部嗓門大、手腳也勤快，挨罵挨打跟吃飯一樣平常。從方面軍領導一路往下數(shù)到軍師團，這毛病幾乎人人都沾。

張國燾搞家長那一套，陳昌浩政委一上火六親不認，王樹聲、倪志亮、余天云、何畏，個個火爆，火氣頂上來連槍都敢拔。

要論口碑最差、上下意見最大的，繞不開何畏這個名字。

這位是廣東人，黃埔軍校出身，更早還在廈門大學念過書。按常理講，讀過大學、又進過軍校的，性子該溫和些，偏偏他反著來。

大革命垮掉之后，他參加了廣州起義、百色起義，在紅7軍當過連長、營長，是一路從槍子兒里爬出來的人。

1930年，紅7軍跟著大部隊撤離右江根據(jù)地，奔中央蘇區(qū)，他被編進紅3軍團，后來下到地方當獨立營營長。

1932年組織把他派到鄂豫皖蘇區(qū)，跟著隊伍一路打進川陜，先當副師長，再當師長。

1933年部隊大擴編，他坐上了紅9軍軍長的位子。

當時四個軍的主官這么排：紅4軍王宏坤，紅9軍何畏，紅30軍余天云，紅31軍王樹聲兼著。要聽最貼近的故事，得聽周希漢的。

這位日后的開國中將，那會兒是紅9軍的作戰(zhàn)科長。9軍的參謀長由27師師長掛著名，根本顧不上司令部的活，參謀長這攤事就壓在周希漢肩上。

何畏一口粵語，9軍官兵清一色鄂豫皖口音，聽他訓話跟聽天書差不多。聽不明白沒回應，挨罵算輕的，挨打是常事。

周希漢腦子轉(zhuǎn)得快，硬是把那一連串粵語琢磨出門道，能猜個八九不離十，少挨了不少棍子?？稍谝粋€班子里待久了，何畏就是那個外鄉(xiāng)人。

他自己心里也疑神疑鬼，老覺得身邊人擠兌他。許世友、王新亭這些日后名震一方的戰(zhàn)將，那時候都吃過他的瓜落兒。

一支隊伍里，連最能打的幾位都得低頭挨訓，這位軍長平日什么做派也就不用多說了。

有一回部隊夜里被偷襲，軍直屬隊要緊急轉(zhuǎn)移。

何畏不分青紅皂白沖著周希漢就罵上了，敵人哪兒來、部隊怎么布、責任誰擔。周希漢剛要起身去處理，何畏抽出手槍砰砰砰連開五槍。

子彈沒沾著人，可這事的性質(zhì)就完全變了味兒。事后還得周希漢自己認錯，挨了軍棍才算翻篇。這一段周希漢晚年回憶起來，字里行間都帶著委屈。

后來何畏調(diào)去紅軍大學當政委，周希漢才從他手底下脫了身。同級的王宏坤看法也差不多——覺得這人講不通理。

王宏坤和何畏到川陜都是師長起步，又是頭一批擴編上來的軍長，本該井水不犯河水。偏偏作戰(zhàn)時要協(xié)同，矛盾就這么撞上了。

有一回匯報情況，何畏給陳昌浩報了假數(shù)。陳政委本就性急，聽完不容王宏坤分辯，王宏坤一肚子火，話也沒拐彎。

他直接頂上去，讓陳昌浩派人去對一對，何畏連4軍的團委書記都敢打，心術也不正；4軍在前頭扛防御，他這預備隊躲在后頭，等4軍被打殘了再上去撿便宜。這話順著電話線傳過去，何畏在那頭聽了個全乎。

電話掛掉，何畏拿王宏坤沒辦法，轉(zhuǎn)頭就拿手底下人撒氣，抄起馬鞭把10師師長徐順禮一頓狠抽。徐師長一肚子委屈，跑到王宏坤跟前直掉眼淚。

那年月四方面軍的兵都明白，這位9軍軍長的火氣從來不挑場合，也不分對錯。一個軍長拿馬鞭抽自己人，擱哪支隊伍里都說不過去，何況是講究官兵一致的紅軍。

何畏的脾氣不光在9軍里橫，到了兄弟部隊紅4軍也照樣橫，別的軍的官兵也照樣得忍著。

31軍交通隊出身的老兵秦忠后來回憶過，何畏和余天云的疙瘩特別深。

余天云單論打仗確實是把好手，可性子也燥，跟誰都搞不到一塊兒，心眼小，認死了槍桿子第一、自己第一。

有一檔子事兒聽著就讓人心里發(fā)涼。

挑夫挑著擔子擋了余天云的道，馬受了驚，他二話不說拔槍就把挑夫打成重傷。還有一回不知哪里來的火，他竟把號兵給打死了。

這種事擱哪支講紀律的隊伍里都是大問題。余天云對張國燾也不怎么買賬，被打發(fā)去紅軍大學高干班學習。

到了學校，他又跟何畏掐上了。兩人原來平起平坐都是軍長，眼下何畏成了紅軍大學政委，余天云只是個學員，心里這道坎過不去。他咬定何畏打仗是外行，憑什么爬到自己頭上。

矛盾越鬧越兇，捅到了張國燾那里，余天云被處分，對抗情緒一下頂?shù)搅颂焐?。何畏在背后又遞了報告，保衛(wèi)局把余天云抓了起來。

余天云自尊心強得過了頭，受不了這份窩囊氣，前路又黑得看不見光。1936年部隊過河時，他縱身跳進河里，一條曾經(jīng)能打硬仗的命就這么沒了。

一位軍級干部走到這一步，誰聽了都得嘆口氣。這背后映出的，是那時候四方面軍內(nèi)部那種簡單粗暴的管理，把人和人之間的回旋余地擠得干干凈凈。

紅一方面軍當年私下議論四方面軍，用過“軍閥作風”“土匪習氣”這種重話。這話擱今天看是過頭了，可那種自上而下的粗野管理，確實結結實實地傷了隊伍的根。

上頭怎么干，下頭就怎么學，何畏這種角色坐到軍長位子上，影響的就不只是他一個人。他同級有意見，下級意見更大，整支9軍被壓得喘不上氣。

到了陜北以后，西路軍失利成了一道分水嶺。組織上對張國燾的問題開始清算，何畏作為他手下的干將，自然跑不掉批判。

1937年的某一天，他沒跟任何人打招呼，偷偷溜出了延安，從此脫離了革命隊伍。這一走，他的下半截人生就成了一團迷霧。

官方資料里給的說法是，他后來投靠了國民黨特務機關，解放前被抓住處決。

何畏的下場，擱在紅軍那一批同期軍長里頭算是凄涼的。一位黃埔出身、讀過廈大、起步就是連營長、擴編就當軍長的人，路本來能走得很寬。性格上的毛病加上政治上的站隊，把他自己一步步逼到了死角。

光會打仗遠遠不夠，怎么待人、怎么帶兵、跟誰同行，每一樣都關乎一位干部的歸宿。

這段舊事不只是茶余飯后的談資。

這幾年人民軍隊推進基層減負、整治帶兵作風的力度一直沒松，反復強調(diào)官兵關系要平等、要依法帶兵，底氣就來自一樁樁歷史教訓。何畏那種拔槍嚇唬下屬、馬鞭抽打師長的做派，擱在任何一支現(xiàn)代化軍隊里都站不住腳。

九十多年前那支隊伍栽過的跟頭，今天的人翻出來看一看，依舊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