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兩名大法官沒有參與周一公布的兩項裁定。這兩項裁定分別涉及聯邦上訴案件中的槍支定罪和養(yǎng)老金支付爭議。

保守派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和塞繆爾·阿利托分別回避了與下級法院裁決相關的不同事項。法院沒有正式說明原因，但這一做法符合長期以來為避免利益沖突而設立的法律規(guī)范。

巴雷特回避的是一起與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案件有關的裁定，案件當事人為聯邦在押人員尤拉爾·布萊克。阿利托則沒有參與一起與第四巡回上訴法院相關的案件，該案涉及一名前員工與杜邦及科迪華關聯企業(yè)之間的退休福利糾紛。

為什么巴雷特和阿利托沒有參與？最高法院通常不會解釋大法官為何回避案件，但原因往往可以從案件背景中看出。

法律專家通常將回避原因歸為幾類：此前參與過案件、存在經濟利益，或與案件相關方有個人關系。巴雷特的缺席符合最明確的一類回避情形，即此前曾參與案件審理。大法官通常會回避自己在職業(yè)生涯早期于下級法院處理過的案件，以避免出現“審查自己工作”的嫌疑。巴雷特此前曾在第七巡回上訴法院任職。

相比之下，阿利托回避的原因沒有公開說明，但與另一種常見情形相符，即涉及企業(yè)當事人的潛在經濟利益沖突。聯邦倫理法要求，大法官在其公正性“可能被合理質疑”的案件中回避，包括其本人持有與訴訟相關企業(yè)經濟利益的情形。

在“美國訴尤拉爾·布萊克”一案中，第七巡回上訴法院認定，一名因多項槍支罪名被判長期監(jiān)禁的男子，不能依據《第一步法》帶來的變化獲得減刑。他主張，自己原判刑期與如今可能面臨的刑期之間的差距，應被視為提前獲釋的有力理由。

但法院裁定，依據其先前判例，法官仍不能利用這些量刑變化批準“同情釋放”，盡管美國量刑委員會的一項新政策顯示，這樣做可能是允許的。

在“加斯珀訴EIDP公司”一案中，第四巡回上訴法院在養(yǎng)老金支付爭議中支持了公司一方。戴維·加斯珀稱，自己每月領取的退休福利在離婚后被錯誤削減。法院不認同這一說法，認定公司計算養(yǎng)老金的方法——包括將遺屬福利成本分攤計入——是被允許的。

這兩次回避凸顯出最高法院在常規(guī)司法倫理實踐與更廣泛的透明度、問責關切之間的張力。一方面，回避是法院運作中正常且必要的一部分。大法官經常為遵守倫理規(guī)則而回避案件，以確保裁決不受偏見或利益沖突影響。由于最高法院只有9名大法官，每個審期要處理數十項事務，因此裁定，尤其是程序性裁定，由少于9名大法官參與作出，并不罕見。

另一方面，回避問題近來已成為圍繞最高法院倫理爭議的焦點。批評者認為，這一制度過度依賴大法官自我約束，因為是否回避由每位大法官自行決定。與下級法院法官不同，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回避決定上不受外部執(zhí)行機制約束，也無須說明理由。

近年來，這種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受到更多審視，尤其是在一些備受關注的案件中，部分大法官在面對議員或監(jiān)督組織要求回避的呼聲時，仍決定繼續(xù)參與審理。

例如，阿利托曾因在涉及政治爭議的案件中未回避而受到批評?？死瓊愃埂ね旭R斯也因未披露禮物及相關關系而受到審視，并引發(fā)外界對利益沖突的質疑。這些事件推動了兩黨要求制定更明確倫理規(guī)則、提高披露要求的呼聲。

在這樣的背景下，像巴雷特和阿利托這樣例行性的回避，也提醒外界這一制度原本應如何運作，盡管批評者仍在推動更高的一致性和透明度。

這兩起案件都不涉及最高法院作出具有重大影響的實體裁決。法院只是拒絕介入，從而讓上訴法院的裁定繼續(xù)生效。但這些回避仍然反映出更廣泛的制度性動態(tài)。

它們顯示，利益沖突出現得相當頻繁，尤其是在涉及大型企業(yè)或訴訟歷史較長的案件中。它們也表明，在某些情形下，大法官會采取更謹慎的做法，通過回避來避免倫理爭議。

同時，這也反映出，由于最高法院長期不解釋回避理由，公眾往往對這些決定所知甚少。隨著圍繞司法倫理的爭論持續(xù)，每一次回避——無論是否例行——都會成為外界討論最高法院如何在獨立性與問責之間取得平衡的又一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