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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3年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到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后離開工作崗位，劉少奇在中央領導崗位上的時間長達23年。

在此期間，劉少奇一直是排在教員之后的“第二把手”，這應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在教員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劉少奇多次代理黨的主席職務。

從七大到建國后的相當一段時期，教員對劉少奇是信任和倚重的。盡管其間有過“高饒事件”的波折，但最終得以平息。

在這段時間里，毛劉的關系應該還不是“接班”與“被接班”的關系，毛劉基本是同一代人，開國初期還都年富力強，考慮接班問題為時過早。

而在進入晚年需要認真考慮接班人問題時，教員的思路已開始偏離了。這種偏離，預示著黨將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

1966年冬，在極左思潮泛濫的情況下，“倒劉”氣氛日濃。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頭會上，議論了這些情況并提議組織班子進行審查。

但當時劉少奇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設立審查劉少奇的專案組，決定先設立王光美專案組。

大約在12月15日至18日之間，擬了一個“王光美專案小組領導成員名單”。

這份手寫的字跡潦草的名單僥幸保存了下來。它既沒有標題，也沒有日期，更沒有注明是在什么會議上、由哪些人研究決定的。

然而，就是這份無頭無尾的名單，成了設立“王光美專案組”的依據。名單全文如下：

據當事人回憶，名單中江青換成汪東興，是江青出于某種原因自己提出來的；要陳伯達當顧問，是林彪提議的。

從字跡看，圈掉江青、添上汪東興，是林彪的手跡，“伯達（顧問）”幾個字則是陳伯達所寫。

這兩處的字體和其余名字的字體不一樣，顯見是后來所作的增改。

領導成員確定后，從軍委辦公廳、公安部等單位抽調了4名工作人員。1966年12月18日晚，由謝富治、汪東興主持，在中南海西樓一個小會議室召集抽調來的人員開會，正式成立專案組，當時宣布“名稱暫叫中央辦公廳丙組”。

謝富治在會上說：“中央決定成立一個專案組審查王光美?！?/p>

他拿出上面介紹的那份專案小組領導成員名單，交給專案組，要他們好好保存。

1967年3月，劉少奇問題明顯升級。

3月9日、10日，陳伯達、康生在部隊軍以上干部會議上講話，點名對劉少奇從歷史到現實進行了系統(tǒng)的批判。

3月21日下午7時半，教員、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見與會人員后，留下來議論一些問題。議論中對有人提到“劉耀祖案中涉及劉少奇在1927年叛黨嫌疑問題”作了研究，決定把這方面的材料交丙組專案辦公室即“王光美專案組”調查研究。據戚本禹回憶，這項工作當時指定由康生分管。

這次議論沒有記錄，后來也沒有形成文件。

康生似乎對這種方式有點心虛，而這件事又歸他分管，所以事后他讓工作人員手寫了一份備案性質的“關于專案問題紀要”，其中說：

“匯報中涉及到有人控告××自首叛變和劉耀祖案中涉及劉少奇在1927年叛黨嫌疑問題。共同研究之后，決定：關于劉少奇1925年在長沙被捕、1927年叛黨嫌疑及1929年在沈陽被捕等材料，交丙組專案辦公室調查研究?！?/p>

康生親筆在最后注了一行小字：

“1967年3月25日林彪、恩來、伯達、康生都看過?！?/p>

這份手寫的不倫不類的東西，就成了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的依據。

據參加過劉少奇專案工作的肖孟回憶，1967年夏，有一次他問康生：設立劉少奇、

王光美專案組有沒有文字的批示？

康生說：毛澤東在西郊機場接見紅衛(wèi)兵時他曾匯報過，并寫過一個備忘錄交給了中央辦公廳負責人?，F在分析，康生所說的“備忘錄”，就是這份“關于專案問題紀要”。

需要指出的是，這份手寫件表明，當時只是決定把有關材料“交丙組專案辦公室調查研究”，并沒有提出要成立劉少奇的專案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來的實際操作中卻設立了一個相當龐大的“劉少奇專案組”。

這個專案組的名稱很混亂。

1966年12月剛成立時叫“王光美專案小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

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備忘錄”中又把它叫做“丙組專案辦公室”。

1967年5月中旬，謝富治向“丙組”人員宣布，丙組改為“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對外叫“五0四組”，組織上歸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領導。

在專案組的文件中，也是幾種名稱混用，有時單獨用“王光美專案組”或“劉少奇專案組”，有時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或“劉、王組”。

這個專案組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定案后繼續(xù)存在，大約到1973年6月后才結束。

這期間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雖然專案審查劉少奇從1967年3月已正式開始，5月以后進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關于劉少奇案情的各種請示報告仍用“王光美專案組”的名義，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的名義。

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心虛的一種表現。

專案的領導成員和工作人員變動很大。1966年12月剛成立時領導成員中有蕭華，蕭華不久遭到誣陷迫害，當然也就不可能再參與其事。

1967年9月11日，謝富治親筆寫了一個便條，里面說：

“王光美專案成員于下：江青、謝富治、戚本禹、汪東興、葉群組成王光美專案小組。”

這里所說的“王光美專案小組”實際上已經是“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盡管專案人員有很大變動，但這項工作一直處在江青、康生的操縱之下，前臺的直接負責人則主要是謝富治。

據戚本禹回憶，中央常委分工由康生負責劉少奇一案，“主席把這樣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興。

那時陳伯達與康生鬧矛盾，把康的夫人從中央文革辦公室擠走了，康的情緒一度不大好。主席委托他這項重要任務以后，他的情緒又好起來?！?/p>

專案組在存在的3年時間里，從未同劉少奇、王光美接觸過，一次也沒有聽取過他們的申述。

據肖孟說：

“專案組曾向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提出這個問題，但他們拒不同意專案組和劉少奇見面和接觸。這一方面說明對專案組的人不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綻，甚至怕專案組受影響而不能按著他們的指令辦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