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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變后，國共達成合作，為了對國共合作一段蜜月的獎勵，莫斯科的宣傳大軍采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姿態(tài)。

蔣介石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動派”，現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偉大的領袖”。國外希望中國勝利的人以及國內支持蔣介石的人都很奇怪，為什么不乘勝轉入進攻。

但蔣介石的戰(zhàn)略是退到內地，按兵不動。

當年在重慶的人還記得，那時重慶是中國戰(zhàn)時首都，而現在它又成了一座普通的城市。

在1938年中國大潰敗之前，重慶一直沒有什么變化，它是四川的一個商業(yè)口岸，省內的豐富物產都由這里運出。

1938年，成千上萬的難民涌進了重慶，使其人口由20萬猛增到100萬。

這些新來的人當中有政府官員、商人、金融家、仆人和其他各種人，他們一待就是六年。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和廣東人來勢如潮，而四川人倒成了少數。

最后，日本戰(zhàn)敗，這些外省人紛紛離去，重慶又重新成了從前那個無人問津的邊遠地方城市。

在這些新來的人中，有二三十萬是窮人，他們全擠在舊城的城墻內。而那些富人、不那么窮的人或更有辦法的人，則在城周圍的山坡上建起了豪華程度不同的住宅或別墅。

其中最氣派的一幢是委員長和蔣夫人的寓所。當然，委員長在總部大院里還有一個市內的住處。

1938年12月28日，美國的陸軍武官約瑟夫·W.史迪威到蔣家的市內住所拜訪了他們。

這是一次很簡短的會談，只進行了15分鐘，態(tài)度十分誠摯，與后來他們之間的激烈爭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早在漢口的最后那幾天里，史迪威就見過蔣夫人，他們倆很投緣，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這次在重慶，史迪威卻是頭一次見委員長。盡管會談氣氛融洽，但史迪威卻對這位中國領袖印象不佳，他在一個月之后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他的這種看法。

他認為蔣介石對其指揮中一直存在的混亂局面負有直接的責任。他還批評蔣介石對部下不信任，并認為這是因為蔣介石想獨攬大權，以防其地位受到威脅。

史迪威是個精明而難于相處的職業(yè)軍人，他了解中國，而且懂中文。他對達官顯貴沒有敬仰之情，是個少言寡語的人，但這并非是出于什么策略。

他的諢名“刺兒頭”很能反映他的性格。頭一次見蔣介石時，他的使命已將近結束，他們間的那些大吵大鬧發(fā)生在后來的戰(zhàn)爭過程中。

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蔣介石最擔心的事了。相反，兩個國內問題成了他注意的中心：

汪精衛(wèi)和共產黨。

1月份，委員長派王魯樵到河內跟蹤汪精衛(wèi)。此人25歲，畢業(yè)于蔣介石的家鄉(xiāng)浙江省的警官學校。

他的任務是刺殺汪精衛(wèi)。他找到了目標，但沒有打中，卻擊倒了汪精衛(wèi)的一位朋友。

后來，他又從河內一直跟蹤到上海，但都未得手。他的勞苦換來的是被法國人關了六年的監(jiān)牢。

我黨的發(fā)展卻更讓蔣介石頭疼。

根據“統一戰(zhàn)線”的政策，共產黨在200人的國民參政會議中獲得了一定數量的席位，這個委員會是蔣介石1938年4月建立的戰(zhàn)時最高決策機構。

起先在漢口，后來在重慶，共產黨都有一個由周恩來領導的常駐代表團。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主任是張治中將軍，副主任是周恩來，因而政治部雇用了許多左翼黨派的知識分子。

郭沫若是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對戲劇電影的創(chuàng)作、上演和制作實行全面的控制。

張同時也是國民參政會議中的一位積極的代表。當時一些地下共產黨人成功地打入了國民黨的許多重要機構。

如：冀朝鼎在中央銀行擔任管理工作，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

到1949年，他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第一任行長。還有王炳南，他在“CC”團的據點社會福利部負責組織工作。

后來，在國共和談時，他卻成了周恩來的主要發(fā)言人，后來又出任北京駐華沙的大使；

20世紀50年代后期，就臺灣的地位以及其他有爭議的問題，他與美國代表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

他的德國夫人安娜是孫中山夫人的秘書，常常和外國記者及西方的外交官在一起，向他們提供新聞或政治傳聞。

在一段時間里，蔣介石容忍了共產黨，共產黨也容忍了他，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影響到蘇聯給予中央政府的援助。

對這段蜜月的一個獎勵就是，莫斯科的宣傳大軍采取了一種新的吹捧委員長的姿態(tài)。他不再是“法西斯”和“反動派”，他現在成了一位“英雄”，一位“偉大的領袖”。一群來自各國的左翼作家出現在重慶，為建立這種新的形象出力。

同樣是這批人，后來反對蔣介石，為他塑造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萬人痛恨的形象，而在同時卻讓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僅僅是溫和的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蔣介石沒有力量解散紅軍，并使紅軍戰(zhàn)士以個人身份合并到國軍中去。

朱德及其助手彭德懷手下的2萬陜西紅軍于1937年8月改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名義上講，朱德的部隊受轄于北方山西省的閻錫山將軍，但實際上八路軍接受的是毛澤東的命令。

1938年春，長江以南的紅軍零散部隊又得到允許，在葉挺手下改編成新四軍，名義上接受國民黨將軍顧祝同的指揮。

根據共產黨對這場愛國戰(zhàn)爭的官方歷史記載，八路軍由1937年的4.5萬人增加到1940年的40萬人，而新四軍則在同期由1.5萬人增加到10萬人。

這里，1937年的數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對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數字卻沒有理由懷疑。

共產黨在敵后不論走到哪里，都大力組織群眾。

在絕大多數地方，農民受盡了日本人的蹂躪，都十分愿意加入共產黨，而共產黨反過來則十分注意不脫離農民。通過發(fā)動農民，八路軍和新四軍慢慢地壯大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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