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爾克（Erik Mueggler）

密歇根大學

本文節(jié)選自《紙路：植物學家的中國西南探險》一書

開拓中國西部

歐洲人從17世紀開始在中國搜尋園林植物。很多耶穌會傳教士是植物學愛好者，他們往巴黎運送了大量標本和種子。1757年，清政府把對歐貿易的口岸限定在廣州。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這座城市是歐洲博物學事業(yè)在中國的唯一中心。商賈和使節(jié)在廣州的花園和市場里搜尋美麗的花卉，在周邊網羅觀賞樹木，在商鋪和家庭中尋找植物繪畫。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Royal Botanic Garden at Kew）和倫敦園藝協會（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在1861年成為皇家園藝協會）雇用博物學家到廣州去尋找植物和學習園藝技巧。約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1820）是皇家協會的主席和皇家植物園的顧問。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廣州工廠招募人手，派他們去尋找科學界未知的植物，并把標本、種子和活體植株寄回皇家植物園。班克斯曾選派博物學家加入馬戛爾尼使團（1792年）和阿美士德使團（1816—1817）前往中國，這是罕有的在中國內地采集動植物的機會。鴉片戰(zhàn)爭（1840—1842）和《南京條約》的簽訂（1842）使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香港等口岸周圍開辟了新的地帶。倫敦園藝協會馬上雇用了老道的植物學家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1821—1880）到中國南部收集樹種、標本和活體植株，重點是"產出不同品質茶葉的植物""制作宣紙的植物"和"不確定是否存在的藍牡丹"。福瓊的旅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后來四次來訪中國，很多動植物收集者追隨他進入中國腹地。

歐洲列強很快在貿易和博物學上建立起一套新的流轉體系：一個由英國領事館和海關稅務司署組成的網絡。到1880年，英國已經在中國二十多個城市建立領事館，領事館雇用了二百多名官員。稅務司署雇用了六百多歐洲人，其中三分之二為英國人。這些官員中不少以植物學為消遣和愛好，他們利用夏休考察周邊地區(qū)，工作繁忙時雇用中國農夫和獵戶來搜尋標本。像在他之前的班克斯，約瑟夫·胡克爵士（Sir Joseph Hooker，1817—1911）在執(zhí)掌邱園期間，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支持在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推動外交及聯邦事務處派遣有志于植物學的年輕人前往領事館工作。這之中就包括后來在云南采集蘭花時遇害的馬嘉理（Augustus Margary），撰書論述白蠟蟲養(yǎng)殖和蟲白蠟生產的重慶領事謝立山（Alexander Hosie），以及在偏僻的湖北宜昌搜集大量植物并成為中國山地植物權威的韓爾禮（Augustine Henry）。領事館和海關建筑通常采用印度殖民地官員發(fā)明的平房樣式，移植了英國國內家居生活的微縮精華。它們是植物學家在中國采集時最舒適、便利的落腳點。這些人不但為園林協會采集植物，也越來越多地受雇于私人公司和財團。

從中國運來的植物很快成為大量輸入的新區(qū)系物種的一部分，挑戰(zhàn)著巴黎、邱園、倫敦、愛丁堡、格拉斯哥等植物學重鎮(zhèn)的科學家們。它們推動了新的分類階元的形成，新認識的地理分布影響了當時流行的物種起源（descent）理論，而中國植物同時也是巨大的商機。1851年的水晶宮以溫室花房為原型，它承載的萬國工業(yè)博覽會像是年復一年的切爾西花展的加強版，園林植物正是它展示的商品勝景的原型。"就像達爾文時代被馴化的物種，"托馬斯·理查茲（Thomas Richards）寫道，"水晶宮里的商品詮釋了何為琳瑯滿目，它們很難被裝進明確的秩序。園囿中的細致管護和精心培育，使這個時代的栽培群體豐富到很難區(qū)分個體界限和品種間微妙的差異。它們已經……生機勃勃到喧囂的程度。"無限新穎與豐富，園林植物讓人聯想到英帝國境內和在異邦的各個角落的風情。它們代表了博覽會后數十年里改變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家居空間的流行商品。

19世紀晚期之前，中英兩個帝國之間的貿易幾乎全部走海路。1886年，為了除去善變的緬甸王室對商業(yè)拓張的阻力，英軍吞并了上緬甸。一系列集中在緬甸、中國云南、印度阿薩姆邦和中國西藏交界處的游擊戰(zhàn)隨即展開。滇緬邊境尤其動蕩。伊洛瓦底江流域和云南之間鑲嵌著很多小巧、富庶、組織完善又帶有半獨立性質的小國，后者被稱為撣邦和佤邦。這些國家中，有些曾聯合起來反對最后一代混亂的緬甸王朝，現在則抵抗英國人的統治。1897年，英國人鎮(zhèn)壓了這片區(qū)域，通過"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控制大部分撣邦、佤邦和伊洛瓦底江流域。清政府簽訂的條約讓騰越成為英國的通商口岸。這是一座古老的商鎮(zhèn)，主要由漢人居住，這個地區(qū)的其他繁榮族群則集中分布在撣邦諸邦。騰越商人在云南和緬甸之間經商。他們從印度帶入棉花、孟買線、針、緞帶、火柴、雨傘、方糖、罐裝牛奶、鐵桶、搪瓷器皿和木工工具，從云南出口牛皮、黃絲和不同麝鹿的麝香。這個新的通商口岸在領事館和海關建立后，為英國人的直接經濟掠奪打開了通道。

同一世紀早期，法國傳教士在云南腹地建立起一套天主教網絡。很多法國牧師長期生活在云南，有幾位成為多產的植物采集者。騰越的商路為英國人在科學勘探、傳教和殖民擴張方面提供了與法國競爭的新機會。地圖繪制者、地理學家、礦業(yè)工程師、軍事勘探者從八莫出發(fā)到騰越，然后往東到大理和更遠的地方考察。植物學家接踵而至。厄內斯特·亨利·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在中國中部和西南進行了幾次成功的考察，雇用他的是英國維奇父子（Veitch and Sons）種子公司和哈佛阿諾德樹木園（Harvard Arnold Arboretum）。以采集高山植物聞名的雷金納德·法勒（Reginald Farrer）在1914至1916年考察了甘肅的山脈，他在1920年考察滇緬邊境時死于痢疾。弗朗西斯·金頓·沃德（Francis Kingdon-Ward）十二次探訪滇西北、藏東南和緬甸東北部，從1911年直到他1958年去世。奧地利植物學家韓馬迪在"一戰(zhàn)"時被困中國，他從1913年到1918年一直在云南和川西游歷。弗蘭克·拉德洛（Frank Ludlow）是一所殖民學校的校長，他的朋友喬治·舍里夫（George Sherriff）是退伍士兵，他們從1934年到1949年多次考察藏東南。傅禮士和洛克是這一林奈主義事業(yè)晚期浪潮中最富成果的植物學家。

超驗與踐行

在很多方面，傅禮士、洛克和雪嵩村的植物學家似乎屬于一個不同的世界——一個18、19世紀帝國主義植物學的世界。1848年至1851年約瑟夫·道爾頓·胡克考察喜馬拉雅山西麓是它的頂峰。實際上，傅禮士和洛克都認為自己是胡克的繼承者，把他對喜馬拉雅植物的考察向東推進。大衛(wèi)·阿諾德認為，胡克七卷本《英屬印度植物志》（Flora of British India）的出版標志著考察性的地理植物學時代開始由盛轉衰：這一切隨著鐵路旅行的擴展迅速走向終結。

20世紀初的數十年間，鐵路滲透至每個角落。1920年，中國已經修建起七千英里（約1.13萬公里）長的鐵路線。雖然主要代表了帝國主義勢力，但是它們仍然聯結起東部的城市，而且把觸角伸向西部。1910年，法國人修建了一條從法屬印度支那向北到云南府的窄軌鐵路。1918年，從廣州北上的列車已經能通到武漢，人流和貨物從武漢沿著長江艱險的水道進入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1922年，從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開通到包頭，黃河將藏地草原上的羊絨財富輸送出去。在帝國邊界的另一端，鐵路從仰光延伸到東北邊的密支那，那里有公路通到邊境上的八莫。即便這樣，夾在這些樞紐中間的仍然是一片廣袤的內陸，它有著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和一些最廣闊的沙漠及高原，鐵路向這片區(qū)域的滲透，最早也要等到“二戰(zhàn)”時期。從云南往北，到川西的康巴和彼時尚屬甘肅的安多，到再往北的蒙古，到西邊和南邊的新疆和面積更大的青藏高原，旅行者都要靠步行或騎馬，商隊的貨物依賴騾馬、牦牛、駱駝或背夫，這要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下半葉。

我們的植物學家只走過其中一角，但是也足夠廣闊。他們每次都步行或騎馬旅行數周至數月。身體行走的韻律，不管是對人還是牲畜，都丈量著對大地的卷入。但是對參與這項事業(yè)的歐美人而言，行走已經不再是它在鐵路和公路興起前的樣子。他們也在沿用與家鄉(xiāng)人共享的、關于行走的道德和體驗屬性的想象，而這種想象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因旅行加速而改變。在談到人們如何用早期攝影來表達浪漫主義自然觀時，麗貝卡·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評論如下：

這仿佛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們在生活加速和具身體驗剝離時，想要尋回失去的對地點（place）的感受。他們用一種過去和未來都從未見過的令人焦慮的強度來表達對地景和自然的熱愛……理想的地景似乎應該有一種已經不再屬于他們的完整性，他們尋找這種完整感，就像我們也總是在做的。這些歷史證明，自然也是一種時間，或者說是一種節(jié)奏，它是一個人行走時的節(jié)奏，是河流在四季流淌的節(jié)奏，是由天空而非信號燈講述的時間的節(jié)奏。自然的意義不是你身處何處，而是你如何穿行于其中……但是維多利亞時代已經開啟了一股洪流。放慢節(jié)奏已經是世上最難的事情。

傅禮士和洛克逐漸放慢了節(jié)奏。他們乘飛機穿越大洋，在去緬甸西部和暹羅北部時要靠火車、汽車、牛車，只是從那時起，他們必須通過步行到達云南邊境。他們在步行時有一種自覺——把他們的節(jié)奏與他們已經逃離的世界的節(jié)奏進行比較。他們每天都在煎熬，不停地抱怨道路，幻想著飛機，但是他們相信自己已經足夠特殊。他們想象自己的體驗已經徹底不同于自己的家人和雇主。他們用一種道德意味來評判這種區(qū)別，慨嘆都市節(jié)奏下的生活是墮落的，在振奮或疲憊中歌頌自己生命所滿載的美學魅力。這讓我想起他們的競爭對手沃德在跟著商隊穿越青藏高原時寫過的短信：“遠隔萬里，但是我聽見了山間的牛鈴。建議成立一家公司，在藏族聚居區(qū)商隊的路上從灌木叢中采羊毛?！彼麄冇幸环N一定要對得起這個幸運時刻的壓力。那么他們將如何探索他們從中感到的神秘感？又如何將它們講述給別人？

歐美帝國事業(yè)要求其參與者在表述上持有一套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ideologies of representation）。在論述埃及的殖民化時，蒂莫西·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指出這套意識形態(tài)要求在表述（representation）與事實（reality）、觀察主體與被觀察客體以及人與物之間劃定清晰的邊界。但是，正如韋伯·基恩（Webb Keane）所說，這套意識形態(tài)從未穩(wěn)定過，往往會被人們在現實中卷入的“表述的實踐經濟學”（the practical economies of representation）困擾。上述清晰的邊界在日常生活中很難維系，他者的思想會使局面變得復雜。傅禮士和洛克發(fā)現自己必須要找到重塑他們與世界感知性關系的方式——既包括物的世界，又包括社會世界——這要借助手邊的感知工具。他們有攝影機和望遠鏡，有時會有羅盤指南針和經緯儀，洛克還有一個便攜式留聲機。這是他們努力規(guī)訓看與聽的重要工具，但是他們最主要的感知工具是筆和本子。這些工具為他們每日整理表述和感知的問題提供了手段：它們賦予他們的是主體體驗最簡潔卻又最深刻的模式——用雙腳蹚過地表，用筆劃過紙面。

雖然他們繼承了18和19世紀的林奈主義工程，但是他們是現代主義者。困擾現代主義的感知和表述的不確定性也困擾著他們，他們依靠一種現代主義特有的辯證思路來解決這些不確定性。很多現代主義思想在理解感知時有賴于一種對立：一邊是割裂時間和身體的純粹在場（pure presence），另一邊是放低了的、日常的看與聽的身體形式。不管是哪種，從邊界跨進云南讓帝國的確定性不再可靠，包括那些指導他們如何聚焦和表述體驗的思想。兩人都試圖找到一些讓含混的感知與表述在純粹的視域（pure vision）中融化的場所。對于傅禮士和老一代雪嵩村民，超驗的場所能在滇西北極遠處的杜鵑起源地中找到。在那里，整個杜鵑屬、整片區(qū)域和他們植物考察的全部歷史，全都能融化在一種包含各種顏色和無盡多樣性的狂喜景象中。洛克和年輕一代的雪嵩村民則用攝影機和留聲機找尋。他最終找到的方法是，用虛幻的目光為自己制造一個身體的虛相。他的寫作和攝影反復把這個身體放在劇臺之上：他喜歡描繪一片遼闊的荒原，中間是一圈小小的帳篷，里面有他十二個雪嵩村“男孩”，他自己的空帳篷也在其中。

但是，這種超驗性的目光很難長久。兩位植物學家總要在時間和身體層面回到那個不斷介入大地的世界，感受大地是一種如何被社會生命包裹的社會存在。對于傅禮士，這一介入的核心是對標本耐心而仔細的整理——詞與物的裝拼，大地的片片肌理與分類法的抽象碎片之間的拼合。對于洛克，這一介入是大地之書——通過文本與地景的層層疊合使大地具有完全的社會性，最終成為他的棲居之所。對他們二人，超驗與內蘊都需要他人的配合，涉及中國本土和西方家鄉(xiāng)的參與者——科學和商業(yè)領域的雇主、孩子和妻子、讀者和園林群體等等。這些配合當然是歷史性的，它們在紙頁與大地的累疊中誕生，并將某種品格賦予它們所遭遇的場所。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記錄這些配合中最不為人知的部分，即他們所調動的探險家，然后在這些探險家所鐘愛的邊陲地帶，記錄這些歷史中最少關切的一面。

今天，當地理植物學的科學繼任者推演出地球的各種令人不安的未來時，讀者或許可以從本書闡述的過程中找到類比。比如，在探討人類一個半世紀以來利用石油的效果時，超驗想象與細微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在相關科學中無處不在。本書指出，正是這些看與介入，讓大地對我們而言成為一種社會存在。它們賦予大地生命，并縫合進我們與其他人的關系。雖然他們的合作帶有帝國色彩，但是傅禮士、洛克和雪嵩村民全都用各自的方法把大地滋養(yǎng)成躍動的社會伙伴。他們在這個不確定的邊陲地帶尋找超驗的世界，也反復回到與大地內在性的互動，使其成為愛情、責任、雇施、友情關系的養(yǎng)料。我們的過去，即使在殖民和半殖民階段，都包含了很多關切性的介入，我們的未來沒有理由不去拓展和深化它們。

《紙路：植物學家的中國西南探險》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6-6

ISBN：978-7-5598-9800-5

【內容簡介】

從18世紀起，來自中國西南和嶺南地區(qū)的植物種子、標本和花卉，經由傳教士、探險者和植物學家之手，遠渡重洋，流向歐洲。

傅禮士和洛克是這一博物學事業(yè)晚期最富成果的植物學家。從1906年到1950年，他們在中國西南的考察橫跨了20世紀前半期。一些無名的植物學家同樣參與了這段歷史。他們的名字從未出現在帝國的知識檔案中。為傅禮士和洛克采集植物、制作標本和撰寫報告的，是生活在玉龍雪山腳下的兩代納西人。是他們，構筑了植物分類學的末端。大地如書，身體為筆。兩位西方植物學家與雪嵩村村民，將山野折入紙頁，不同的知識傳統碰撞、糾纏，共同完成了一場橫跨紙與路的書寫。

【作者簡介】

穆爾克（Erik Mueggler）密歇根大學凱瑟琳?韋爾德里人類學講席教授，其研究涉及社會和文化理論，關注中國西南地區(qū)與民俗相關文化，著有《野鬼的年代》（The Age of Wild Ghosts）、《考妣喪歌》（Songs for the Dead Parents）和《紙路》（The Paper Road）等。

譯者：李晉，密歇根大學人類學博士，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人類學理論與方法、歷史人類學、康藏歷史與文化，譯作《身體與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目錄】

導論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他者之眼

第二章 耕夫與土司

第三章 紙路

第四章 金山門

第二部分

第五章 身體的虛實

第六章 失落的世界

第七章 神山

第八章 冒險家

第九章 大地之書

地名、人名與科學術語翻譯對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