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七月，六千多名紅軍帶著一百六十萬份傳單，一千多支槍和大量大刀長矛，一頭扎進幾十萬敵軍的防線深處。這是一場紙面戰(zhàn)力與實際任務極不匹配的軍事行動。幸存下來的參謀長，直到四十五年后才核實了當初高層決策的真相。

第五次反圍剿后期，中央蘇區(qū)面積被急劇壓縮。國民黨軍隊投入五十萬兵力，憑借碉堡戰(zhàn)術步步推進。蘇區(qū)的食鹽、藥品等基礎物資被切斷，紅軍傳統(tǒng)的運動戰(zhàn)完全失去了機動空間。防線面臨隨時被全面突破的危險局面。

在這種極端被動的態(tài)勢下，原在福建連城一線作戰(zhàn)的紅七軍團接到緊急調令。這支部隊的高級指揮員們率部停止外圍游擊，火速趕回瑞金。臨時中央高層直接向他們下達了全軍整編并向外省遠距離機動作戰(zhàn)的指令。

這支被賦予重大戰(zhàn)術目標的隊伍，實際兵員構成極其單薄。原本四千人的建制，為了行動緊急補充了兩千名毫無實戰(zhàn)經驗的新兵。全軍上下搜刮出的火器僅有一千兩百多支舊式步槍和六門老舊的迫擊炮。

當時日本侵略軍的勢力范圍尚在北方，這支隊伍的實際行軍方向卻是向東挺進國民黨重兵集結的腹地。一九七九年底，葉劍英向當年帶隊突圍的粟裕證實，高層派出這支偏師的真實目的，并非真的去建立穩(wěn)固的北方根據(jù)地。

這支隊伍真正的軍事作用，是作為大部隊戰(zhàn)略轉移的掩護誘餌。拍板這項決策的是當時掌握中央軍事指揮權的博古與共產國際顧問李德。當時中央紅軍主力因為防御戰(zhàn)損失慘重，已經開始秘密籌備放棄大本營。

早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毛澤東就曾提議紅軍主力向蘇浙皖贛大舉出擊，通過威脅敵軍后方來調動圍剿兵力。這一外線反擊方案未被李德采納。直到局勢惡化到難以挽回，高層才匆忙拋出一支偏師作為引開敵軍的籌碼。

這支隊伍的核心任務就是聲東擊西。他們在敵軍控制區(qū)大造聲勢。只要東線動靜足夠大，蔣介石必定從蘇區(qū)外圍抽調重兵圍堵。只有十余萬敵軍被吸引走，紅軍大部隊才能向西南突圍。從拔營那一刻起，這就是棄子打法。

出征后，這支偏師在福建、浙江、安徽多省邊境輾轉交戰(zhàn)。在福州城外圍的戰(zhàn)斗中，他們成功吸引了國民黨軍多個師的回援。同年十一月，殘部與閩浙贛地區(qū)的紅軍武裝合編，組成了新的建制序列。

原軍團長尋淮洲轉任下屬的師長。隊伍繼續(xù)在浙西、皖南一帶苦戰(zhàn)。十二月，部隊在安徽太平縣譚家橋遭遇國民黨嫡系部隊伏擊。敵軍提前占據(jù)制高點，構建了密集的重機槍火力交叉網(wǎng)。紅軍仰攻受挫陷入極大被動。

尋淮洲親自帶頭沖擊敵軍制高點，腹部被重機槍子彈擊穿。由于傷勢極重且部隊徹底斷絕了醫(yī)藥補給，這位十五歲參軍的青年將領不治身亡。國民黨軍搜山找到其掩埋的遺體后，殘忍割下頭顱帶走作為戰(zhàn)利品報功。

譚家橋一戰(zhàn)致使隊伍損失過半。次年一月，殘余兵力退入江西懷玉山區(qū)。國民黨軍立刻調集十四個團嚴密合圍。嚴冬時節(jié)大雪封山，紅軍陷入彈盡糧絕的死局。方志敏命令粟裕帶領八百人的先頭部隊連夜從山谷縫隙突圍。

方志敏作為最高長官，拒絕隨先鋒隊撤離，堅持留在包圍圈內收攏被打散的主力。這次決定導致他未能躲過國民黨軍的嚴密搜捕，在江西玉山縣被捕。敵軍士兵多次搜身，只找到一只舊懷表和一支鋼筆。

這八百殘兵在與上級徹底失去電臺聯(lián)系的狀態(tài)下，面對國民黨長期的經濟封鎖和搜山清剿，依靠極其原始的手段存活了下來。從宏觀戰(zhàn)局看，這場幾乎導致全軍覆沒的孤軍深入，完全兌現(xiàn)了掩護主力撤退的戰(zhàn)略目的。

蔣介石調集了三十多個團的正規(guī)軍和地方保安團，專門圍堵這支只有幾千人的偏師。龐大的敵軍兵力被長期死死釘在蘇浙皖贛邊區(qū)。中央蘇區(qū)西南方向的封鎖密度因此大幅下降。

紅軍主力在轉移初期有效利用了時間差?？陀^上，幸存的殘部還干擾了敵軍的情報判斷。主力大部隊在云貴川機動時，國民黨高層一度誤以為紅軍企圖向東進發(fā)去會合，這種兵力調動上的錯覺，進一步便利了主力的行動。

四十五年后的那場談話，將這段檔案底牌徹底揭穿。六千名主要拿著冷兵器的士兵承擔了超出戰(zhàn)術能力的誘敵重擔。決策的本質是在絕境中用局部的徹底毀滅，去置換全局突圍的一線生機。

那些拿到進軍指令的將領，看著兩千個沒打過仗的新兵，再看看隊伍里一百六十萬份沉甸甸的傳單。當他們把這支火器極少、全是紙張的隊伍帶出城門去當靶子的時候，腦子里究竟在顧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