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人文組名單是：吳敬恒、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杰、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這個名單有個特點就是左翼的郭沫若當選，而蔣介石的座上賓錢穆卻落選。1966年錢穆始獲中研院院士提名，錢穆依舊對第一屆院士選舉憤憤不平：“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

郭沫若在大革命時期寫了著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號召全國軍民起來反蔣，結果成了國民政府的通緝犯，不得不流亡日本。郭沫若在日本苦心研究古史學和甲骨文、金文，成就一代史學大師。

胡適在日記中寫下了向薩本棟、傅斯年發(fā)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的擬提名名單，其中就有郭沫若而沒有錢穆。

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選舉，是以學術貢獻為標準的。郭沫若雖然有共產黨背景，痛罵過蔣介石，并沒有影響郭沫若的當選。1947年10月27日，代表歷史語言研究所列席評議會的夏鼐在日記中詳細記著：

上午評議會繼續(xù)審查名單。關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適之氏詢問主席以離開主席立場，對此有何意見。朱家驊氏謂其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薩總干事謂恐刺激政府，對于將來經費有影響；吳正之先生謂恐其將來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亂發(fā)言論。巫寶三起立反對，不應以政黨關系，影響及其學術之貢獻；陶孟和先生謂若以政府意志為標準，不如請政府指派；胡適之先生亦謂應以學術立場為主。兩方各表示意見，最后無記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參加投票，無表決權，乃起立謂會中有人以異黨與漢奸等齊而論，但中央研究院為Academia Sinica［中國的科學院]，除學術貢獻外，唯一條件為中國人，若漢奸則根本不能算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并論。在未有國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國（國民政府傾覆以后，亦仍有中國），此句想到而不須說出口，中途截止。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表決結果，以十四票對七票通過仍列入名單中。

郭沫若當選可以說是實至名歸，完全是對郭沫若學術的肯定，政治立場反而不是大家所考慮的。竺可楨曾在日記中寫道：“渠曾閱研究院院土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p>

郭沫若研究古代文獻和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國古代史，開創(chuàng)了唯物史觀新史學。董作賓說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把《詩》《書》《易》里面的紙上史料，把甲骨卜辭、吉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于一爐，制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錢穆和郭沫若不一樣，專搞傳世文獻不接觸考古，是一個“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抱有一種溫情和敬意”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錢穆的成名作是《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一個中學生的學歷靠自學成為史學大家也算是民國的一個奇跡。錢穆沒有當選院士一個原因就是學歷不行沒有留學背景，夏鼐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說，“除了人文組有六位未曾到外國受西式的教育以外，其余都有曾出過洋……以留美的為最多，占全體院士60.5%。其次為英德法及日本……至于國內所受的教育，六位人文組的從未出國受西式教育的院士，四位是前清科舉中出來的（進士、舉人、廩生各一人，一未詳），兩位是國立大學本科或研究所（即畢業(yè)院）畢業(yè)的。”

錢穆還存在嚴重的門戶之見、意氣之爭，對胡適、傅斯年和王國維的考據研究有很大的偏見。錢穆說：“胡適義推王靜安為近代第一學者。王氏所著《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金元史、甲骨文研究、紅樓夢研究等，皆近屬專門，非通學。其學術基礎皆植根于革命前亡清遺老。……此真不愧為亡清一遺臣，又豈得為民初開國一學人？”

郭沫若在網上經常被人嘲諷“鐵骨錚錚郭沫若”，有人罵郭沫若是“弄臣”“御用文人”“御貓”……毫無半點學術味道。那么大師錢穆表現又如何呢？

錢穆雖然是蔣介石的帝師和座上賓，在院士選舉上卻沒有得到什么特別優(yōu)待，反而落選。錢穆對蔣介石是很有感情的，還專門寫了篇《屢蒙總統(tǒng)召見之回憶》，從1943年開始就被蔣介石召見，“坐定，私瞻總統(tǒng)神采奕奕，若無倦容”，國民黨敗退臺灣以后，錢穆在蔣介石心目中地位更高了。錢穆說，“此后我每年必來臺，每年必蒙總統(tǒng)召見，或賜茶、或賜宴，從容垂詢，必歷時始退”，還把蔣介石與孫中山相提并論，“中山先生與總統(tǒng)，雖勛業(yè)彪炳，將來必長垂史籍”。

1967年，在蔣介石屢次邀請下，錢穆到臺灣定居，蔣介石專門撥款為錢穆修建了一所別墅，即“素書樓”。

蔣介石80大壽時，錢穆獻祝詞稱蔣為：“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崩畎街S刺說：“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系，如今‘學問’竟不勝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為他悲哀！”

李敖在錢穆去世的時候說，“錢穆與當權者關系，是可恥的。蔣介石利用錢穆的反動，來哄抬政權；錢穆利用蔣介石的反動，來得君行道，結果，人越丟越大。被蔣介石‘倡優(yōu)畜之’的結果，他曲學阿世，大儒立場盡失，去朱子遠矣！”

同樣是歷史學家，郭沫若被人罵得很多，錢穆卻被人罵得很少，在學術上郭沫若并不低于錢穆，在人格上錢穆也不見得比郭沫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