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深圳 吳國雄律師

當愛好觸碰紅線

2026年6月，寧波海關破獲的一起走私案，在球星卡收藏圈激起千層浪。犯罪嫌疑人邱某將NBA球星簽名球衣、球星卡等高價收藏品，偽報為“T恤衫”“印刷品”等普通商品，試圖通過快件渠道蒙混入境。這起案件并非孤例——此前天津海關曾查獲案值3.8億元的球星卡走私系列案，北京大興機場也截獲過旅客攜帶2524張球星卡入境。看似不起眼的紙質卡片，為何屢屢成為走私犯罪的標的？作為長期關注海關法律實務的律師，我認為這起案件暴露了收藏品進口領域中幾個長期存在、但常被忽視的法律認知盲區(qū)與辯護空間。

一、行為定性：不只是“報錯了名字”那么簡單

邱某的行為看似只是“報錯了名字”，實則觸碰了《刑法》第153條的紅線。偽報品名+低報價格的組合拳，正是走私普通貨物罪的典型客觀表現。本案中，邱某將“球星簽名限量版球衣”偽報為“T恤衫”，將“球星卡”偽報為“印刷品”，品名差異背后可能是數十倍的稅率落差，這直接指向了“偷逃應繳稅額”這一核心違法目的。

關于球星卡的商品歸類，海關實務中已有明確意見：球星卡的海關商品編碼通常歸入4911910090，暫定進口關稅稅率為0%，但增值稅稅率為13%。如果是美國原產，還可能面臨對美加征關稅的變數。邱某將應稅收藏品偽報為免稅或低稅率商品，其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的違法性是明確的。

二、稅額核定：辯護工作的“主戰(zhàn)場”

走私普通貨物罪的定罪量刑，直接取決于偷逃應繳稅額的大小。根據司法解釋，個人偷逃稅額10萬元以上即構成犯罪，250萬元以上可能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稅額核定往往是辯護律師必須寸土必爭的“核心戰(zhàn)場”。

結合實務經驗，這類案件中存在幾個容易被忽視、但足以影響定罪量刑的扣減項：

第一，購貨傭金應予扣除。買家向境外代購人支付的報酬，依法不應計入完稅價格。但實踐中，海關有時會將支付給代購人的所有款項均認定為貨款，而忽略了其中應屬服務報酬的部分。如果邱某通過境外人員收購并支付了傭金，這筆費用是否被錯誤計入計稅價格，直接關系到稅額的準確核定。

第二，成交價格的認定爭議?！蛾P稅法》規(guī)定，進口貨物的完稅價格以成交價格為基礎審定。如果球星卡的真實成交價格無法查明，應當適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則，就低核定。在走私案中，若查獲的球星卡未能取得原始交易記錄，僅憑聊天記錄或嫌疑人供述推定價格，在事實認定上存在重大瑕疵，辯護時應重點審查。

三、證據鏈條：緝私部門如何“證明”犯罪？

在球星卡走私案件中，緝私部門需要構建一條完整的證據鏈，才能完成指控。根據實務經驗，證明走私普通貨物罪成立，需要從犯罪構成要件和證據分類兩個維度，形成相互印證的證據體系。

從犯罪構成要件及量刑角度看，辦案機關必須證明：被告人存在走私的主觀故意，即明知應如實申報繳納進口關稅，但為牟利，故意采取低報價格、偽報為個人物品的方式逃避海關監(jiān)管；存在客觀行為，即實施了委托轉運公司將本應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口的貨物偽報為個人物品，又以遠低于實際價值的價格申報進境的行為；造成了犯罪結果，即被告人的行為造成了國家稅款大量流失，偷逃應繳稅額達到法定起刑點；以及是否存在坦白、退贓、主從犯、自首等量刑情節(jié)。

從證據的可分類角度看，此類案件的證據體系通常包括以下幾類，它們相互印證，形成閉環(huán)：

其一，書證與物證——最龐大、最基礎的證據群體。 這部分主要用于證明走私的客觀行為、流程、數量和偷逃稅額，包括：程序性文書如《受案登記表》、《立案決定書》、《搜查證》、《扣押清單》等，用以證明案件來源及偵查行為的合法性；主體身份證據如戶籍資料、無犯罪記錄證明；關鍵實物證據如扣押的球星卡、手機、電腦主機、硬盤等，這些是走私的貨物和犯罪工具，需經辨認與案件關聯。

在記錄犯罪行為的書證中，最為核心的是：從轉運公司調取的物流信息、申報數據（品名、價值、數量），這些直接證明了“低報價格”的行為；從微信、支付寶、銀行等調取的交易流水，證明支付清關費用以及貨款的支付路徑；有些涉案人員詳細記錄的每筆貨物真實價格、客戶信息、物流單號的工作記錄，這往往是核稅的最原始依據。

而最關鍵的結論性書證，是《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海關核定證明書》及附件。這是專業(yè)機構出具的專業(yè)意見，直接量化了犯罪的危害結果（偷逃稅額），是定罪量刑的核心證據，也是辯護律師必須重點質證的對象。

其二，證人證言——形成印證的“輔助鏈”。 多名證人的證言相互印證，并與書證、被告人供述形成證據閉環(huán)，用以還原組織架構和運作模式。

其三，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最直接的證據。 被告人的供述是證明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的直接證據。

其四，鑒定意見——確保程序合法的“專業(yè)證明”。 如電子數據鑒定文書，證明偵查機關依法對扣押的電子設備進行數據提取和固定，確保電子證據的原始性和合法性，為上述電子書證的采用提供程序保障。

其五，電子數據——現代犯罪的核心載體。 如微信聊天記錄、電子郵件、網站平臺數據等，它們貫穿始終，是證明主觀故意、聯絡共謀、實施行為的主要載體。這些數據通過《電子數據現場提取筆錄》、《網絡在線提取筆錄》等合法程序轉化為可采信的證據。

其六，勘驗、檢查、辨認筆錄——關聯性證明。 例如對涉案物品（球星卡、手機等）的辨認筆錄，用以證實物證與案件的關聯性。

這套完整的證據體系，旨在從主觀故意、客觀行為、危害結果等各個維度，將犯罪行為固定在證據之上。對于辯護而言，針對其中任何一環(huán)的薄弱之處進行突破，都可能動搖整個指控。

四、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邊界

并非所有偽報行為都必然構成犯罪。如果走私數額較?。ㄈ绫本┐笈d機場案中價值約7萬元），尚達不到走私普通貨物罪10萬元的起刑點，但仍可能被認定為走私行為，面臨貨物被沒收的行政處罰。這種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二元處理機制，在實踐中往往因證據標準、價格認定的差異而產生爭議。

此外，法律并非禁止個人攜帶球星卡入境。如果系個人隨身攜帶且屬于“合理自用”范圍，在現行8000元人民幣的進境免稅額度內，本可合法通關。但需注意，該額度僅適用于個人自用物品，且必須是“合理數量”，一旦超量或具有貿易性質，則需按貨物規(guī)定申報納稅。本案中邱某通過快件渠道批量進口并在二手平臺銷售，明顯超出“自用”范疇，已落入刑事打擊范圍，辯護空間應集中在稅額核定及證據鏈條的薄弱環(huán)節(jié)，而非行為定性上。

結語

球星卡走私案的頻發(fā)，映射出小眾收藏品市場與海關監(jiān)管之間的張力。一張簽名卡片，承載的既是球迷的熱愛，也可能成為犯罪的“門票”。對于從業(yè)者和收藏者而言，合規(guī)不是束縛，而是讓熱愛得以延續(xù)的保護網。在法律的天平上，從稅號歸類、購貨傭金，到每一筆資金流水、每一條聊天記錄，都可能成為影響罪與非罪、刑期長短的關鍵砝碼，值得每一位參與者審慎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