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曾任兵團政委的他后來擔任省委副書記，之后又調到軍隊，這樣的經歷是否說明地方工作不適合他？
1950年早春，中央組織部的統(tǒng)計表上，一行數(shù)字格外扎眼——廣西，縣級以上空缺干部千余人。南疆初定，卻缺人理政，這是新政權繞不過去的第一道坎。
解放戰(zhàn)爭打到尾聲時，大量地方精英南撤，留給新生政權的是支離破碎的機構和遍布群山的股匪。要想穩(wěn)住局面，就得有人下去扛起擔子。問題是，到哪兒去找這么多“能扛事”的人？
目光很快投向了行伍。部隊里既懂政治又見過血火的軍官，被視為現(xiàn)成的“多面手”。于是，一份寫著“軍人轉業(yè)地方”的名單悄然出爐。13兵團政委莫文驊的名字赫然在列，他的去處——廣西。
莫文驊此時36歲，從“長征干部”到“淮海決策者”，一路摸爬滾打，心里對南方局勢并不陌生，卻沒料到要去當“父母官”。有人打趣：“莫政委，軍裝還沒焐熱呢，馬上得換干部服嘍？”他笑笑：“任務在哪，身子就往哪兒挪。”
南寧初春濕冷。省城街面彈痕未平，槍聲時有回蕩。省里只湊出寥寥數(shù)十名科級以上干部，大批縣區(qū)竟是“空城”。莫文驊和張云逸在擁擠的舊衙門攤開地圖，一人一句地核對缺口。張云逸嘆氣：“真空得厲害?！薄澳蔷桶焉⒃诟鬈姷膹V西子弟先叫回來，”莫文驊提議，“人心得用家鄉(xiāng)話來安?！?/p>
幾日后，電文密集飛往各軍。不到兩個月，三百多名廣西籍連以上干部陸續(xù)返桂。有人騎馬，有人蹬小火輪，總算讓各縣衙門亮了燈。緊接著，冬季剿匪總動員布置下去：分區(qū)清剿、民兵封鎖、糧草斷供，三步走。省委文件只寫了八個字——“先安民，后興業(yè)”。
山林里的土匪并不好對付。桂西石山縱橫，常有頑匪夜襲鄉(xiāng)鎮(zhèn)。莫文驊數(shù)度進山，擠在泥草房里開現(xiàn)場會。一次深夜，他用半截蠟燭照著地圖，囑咐縣武裝部長：“白天堵路，晚上圍寨，別給他們喘氣。”對方苦笑：“人手不夠啊。”莫拍拍肩：“再苦再累，先把老百姓的鍋給看住。”
剿匪拖了一年多，槍聲漸稀，新的難題又冒頭：退保、反霸、春耕貸款。軍人出身的干部在算盤和賦稅表面前，常常一腦門汗。有人竊語：“大兵行伍，終究不懂民政?！眰鞯侥尿懚?，他想了想，只說一句：“學就是了?！?/p>
正當各項工作有了眉目，東北戰(zhàn)云驟起。抗美援朝的汽笛聲穿透了山海關，也傳到南寧。此刻的東北軍區(qū)急需熟悉政治工作的干將。電報飛來，“調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自治區(qū)幾位常委合計，覺得這條命令像是抽掉頂梁柱。會上，有人小聲嘀咕：“是不是嫌他不懂地方？”另一位反駁：“哪有，前線更缺人！”
莫文驊離桂那天，街口聚著不少百姓。老鄉(xiāng)遞上一把糯米粽：“莫書記，路上吃點。”他握著粗糙的手說：“地方交給你們，我去那頭還有事。”沒有送別隊伍，沒有鑼鼓喧天，車子一拐彎便沒了影。
東北的冬天比桂北冷得多。政治部里檔案堆如小山，抗美援朝的動員材料一摞摞印發(fā)。莫文驊忙得腳不點地，卻仍會托人問一句：“南寧春耕種下了嗎？”
廣西這邊，張云逸因舊疾赴廣州療養(yǎng)，省委書記由陳漫遠代理。1952年夏，省公安廳匯總捷報：全區(qū)股匪基本肅清，繳槍兩萬余支。街巷里傳言“剿匪完，種田穩(wěn)”，老百姓的稻谷終于在新開的水渠旁抽芽。
梳理這段人事更迭，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規(guī)律：軍政之間的門戶，從來不是封閉的。需要平叛時，經驗老道的行伍之人挺身而出；需要戰(zhàn)時動員時，又把他們召回前線。干部個人志趣常被國家大勢悄然改寫，這是那個時代的常態(tài)，也是新中國早期治理的獨特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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