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作聲明：本文為虛構(gòu)創(chuàng)作，請勿與現(xiàn)實關聯(lián)

聲明：本文為虛構(gòu)小說故事，借虛構(gòu)故事傳遞積極價值觀，呼吁讀者遵紀守法，弘揚友善、正義等正能量，共建和諧社會。

那本日記壓在衣柜最底層，被兩件舊毛衣埋著，灰撲撲的，封面已經(jīng)翹邊了。

我是搬家才翻出來的，隨手翻開，以為不過是個十六歲女孩的流水賬——然后我看見了那一頁。

那一頁只有三行字，寫的是1998年冬天，繼母宋玉蘭第一次帶我去買新棉鞋的事。

我把那雙鞋扔進了垃圾桶。

可那三行字里，我寫的不是這個。我寫的是：她摸了我的腳，說你腳冷，要給我買厚底的，我沒說話，但我心里記下來了，沒有人摸過我的腳說這句話。

我捏著那本日記，坐在紙箱堆里，三十四歲的我，第一次為十六歲的自己感到羞愧，也第一次為那個女人，哭了出來。

我叫陳曉夏，1982年生，在南方一個叫做臨川的小縣城長大。

"曉夏"這兩個字是我媽起的，她說生我那天是初夏，窗外有風，陽光也好，是那種清早剛透出來的亮，明亮但不曬，她說，曉夏，黎明的夏天，好兆頭。

可那個好兆頭的開頭，并沒有延續(xù)太久。

我七歲那年，媽媽走了。

不是走失，是病走的，是一種我到現(xiàn)在說起來喉嚨里還會發(fā)緊的病，拖了一年多，把一個三十出頭的女人拖成了一把干柴，最后的半年，床都下不了，瘦得顴骨凸起，頭發(fā)也沒了，她戴著一頂軟帽，笑的時候嘴角是往下的，不是笑，是撐著。

我在她床邊守過很多個夜，七歲的小孩，不懂什么叫死，只知道媽媽一直睡，叫她名字，有時候她睜眼，有時候睜不開。

她走的那天早上，我在睡覺，沒在旁邊。

后來我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件事像一根刺，扎著我，覺得自己做錯了什么，也說不清楚錯在哪里。

爸爸陳建武，工廠的工程師，沉默寡言，不擅長跟人說話，更不擅長跟小孩說話。媽媽走了之后，他把我托給外婆帶，自己還是上班，每周末來接我回家，周一早上再送過去。

那幾年，我的生活是外婆的雞毛撣子、外婆院子里的桂花樹、還有外婆燉的那一鍋總是放太多鹽的排骨湯。

外婆待我好，是那種扎扎實實的好，逢年過節(jié)給我做新衣裳，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喂我吃飯的時候，把雞腿肉剔下來，細細地撕成絲，說，"曉夏你吃，骨頭卡嗓子。"

可外婆不是媽媽，這話聽起來殘忍，但是真的。

我心里那個媽媽的位置，空著，七歲空下來，八歲空著，九歲也空著。

1997年，我十五歲，爸爸帶了一個人回來。

那個人叫宋玉蘭，三十二歲，比爸爸小了快十歲，是縣城棉紡廠的出納，中等個子，頭發(fā)扎成馬尾，穿著一件藏青色的薄外套，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彎下腰，說，"曉夏，你好，我叫玉蘭阿姨。"

我沒說話，轉(zhuǎn)身走進屋里，把門帶上了。

外婆在背后輕輕嘆了口氣。

那之前，爸爸跟我說過要"重新組建家庭"，我知道這是什么意思，在學校跟同學聊天，聽說過類似的事，后媽，繼母，這兩個詞在那個年代的小縣城里，天然帶著一種復雜的意味，說不清是同情還是警惕，總歸不是輕巧的。

我十五歲，敏感，倔強，心里那道門鎖著的，比外面的房門更難打開。

他們是1997年秋天登記的，沒有宴席，就在鎮(zhèn)上的登記處，兩個人簽了字，領了證，就算成了家。

我沒去，在外婆家待著，外婆說，"曉夏，走吧，去看看。"

我說，"不去。"

外婆沒再勸。

宋玉蘭進門的第一個晚上，我回了家——我爸說讓我回，我就回了，但我沒和她說話。她做了一桌子菜，算是正式的第一頓飯，我坐下來，低著頭，只扒自己碗里的飯。

她給我夾了一塊紅燒肉，放在我碗里，說，"曉夏，多吃點。"

我拿筷子把那塊肉移到桌邊，沒吃。

爸爸的筷子頓了一下，沒說話。

宋玉蘭也沒說話，只是把給我的那只碗收回來，重新盛了一碗干凈的飯，推過來，說，"那你多吃點飯。"

那個晚上，我一直沒抬頭。

之后的日子，她像是一塊小石頭落進了我的生活，激起的水花不大，但我能感覺到它的存在，每天都能感覺到。

她早起做早飯，飯好了叫我，"曉夏，起來了。"聲音不大，但準時，像個沒有感情色彩的鬧鐘。

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凈，桌面上不落灰，地板拖得發(fā)亮，我媽在的時候，家里也是這樣的，可那時候是媽媽的家，現(xiàn)在是她的手把這些擦亮的，就變了一種味道。

她不進我的房間，除非我開著門。

有一次我忘了拿文具盒上學，跑回來取，推開家門，看見她站在我房間門口，手里拿著一件洗好的衣服，卻沒進去，站在門口，把那件衣服輕輕搭在門把手上，然后轉(zhuǎn)身走了。

我當時站在走廊里，她沒看見我，我看見了她。

我不知道那個畫面在我心里留了多久，說實話，有點久。

但當時我只是拿了文具盒，也走了。

1998年冬天，入冬早，霜降了，地上是那種白糊糊的晨霜，踩上去咯吱響，我的棉鞋是上一年的，底子薄，穿上腳是涼的。

那天周六，宋玉蘭說，"曉夏，你那雙棉鞋底子薄了，走吧，陪我去買菜，順道買雙新的。"

我本來想拒絕，但那天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地跟去了。

也許是因為那天爸爸不在，家里就我們倆，拒絕了之后面對面坐著更別扭。

我們走到街上的鞋攤，她蹲下來，讓我把腳伸出去，說"穿上試試"，然后她就這么蹲著，用兩只手托著我的腳，把鞋幫往上按，看合不合腳。

她的手是涼的，我的腳踝也是涼的，涼遇見涼，卻有什么東西順著皮膚往里透。

她說，"腳是涼的，要買厚底的，不然捂不熱。"

我沒應。她換了一雙厚底的，讓我試，我穿上，踩了幾步，合腳。

她付了錢，把鞋裝進袋子，遞給我，我接了，也沒說謝謝。

回家的路上，她跟我說，"曉夏，冬天腳冷，人就不舒服，以后鞋底子薄了就說。"

我沒說話。

鞋買回來，當天下午我偷偷出去，把那雙鞋扔進了路邊的垃圾桶。

我當時在日記里寫了這件事，但我現(xiàn)在翻出來的那一頁，記的不是扔鞋，是那雙手托著我腳踝時的感覺，是那句"腳是涼的"。

十六歲的我，在日記里歪歪扭扭地寫：她摸了我的腳，說你腳冷，要給我買厚底的，我沒說話，但我心里記下來了，沒有人摸過我的腳說這句話。

媽媽走了以后，的確沒有人這樣摸過我的腳，說出這句話了。

我記住了，我扔掉了鞋，但我記住了那句話。

十六歲的我不知道自己在記什么，也許只是隨手寫了，但她自己的另一只手，在悄悄拎著那句話，走了很多年。

后來我高中，然后上大學，離開了臨川，離開了那個裝著我所有矛盾的家。

大學在省城，讀會計，住宿，每個學期回家兩次，寒暑假各一次。每次回去，宋玉蘭都把房間收拾好了等我，被子曬過，軟的，枕頭也換了洗干凈的套，桌上有時候放著一樣水果，蘋果或者橘子，沒有字條，就那么放著。

我沒問過是誰放的，但家里就她和爸爸，爸爸不會干這種事。

我吃了，什么都沒說過。

大學畢業(yè)，我留在省城工作，進了一家會計事務所，工資不高，頭幾年租房，攢錢。每逢過年回臨川，坐幾個小時的大巴，帶著禮物，禮物是給外婆的多，給家里的少，有時候也給宋玉蘭帶一件什么，一條圍巾或者一盒茶，不多，就是意思一下，算是我能做到的禮貌邊界。

她每次接過來，都認真道謝，"曉夏，謝謝你想著我。"

不多不少，也是意思一下，我們兩個人，在這種彼此客氣的邊界里，過了整整十幾年。

我媽走了，她進來了，我沒讓她進我心里，她好像也知道，沒有硬闖，就在門外站著，安靜，克制，但也從來沒走遠過。

這十幾年里，我結(jié)了婚，跟一個叫謝明的男人，在省城買了房，生了個兒子，叫謝謙，現(xiàn)在七歲，跟我小時候一般大，眼睛大，嘴甜，是那種讓人一看就軟心腸的小孩。

爸爸逢年過節(jié)來省城看我，有時候宋玉蘭跟著來，有時候不來，來了，跟謝謙倒是親近，謝謙喊她玉蘭奶奶，她就笑，蹲下來跟他說話，樣子比跟我說話自在多了。

我有時候站在旁邊看著，心里有什么情緒，但說不清那情緒是什么。

是嫉妒嗎？嫉妒一個七歲的孩子能跟她自在？

還是別的什么？

2013年，爸爸體檢查出了肺上的問題，不算太嚴重，但要手術(shù)，我請了假趕回臨川，到醫(yī)院的時候，宋玉蘭已經(jīng)在那里了，手術(shù)知情書上她的字簽了一半，看見我來，把筆遞給我，說，"曉夏，你也簽一下吧。"

我接了筆，簽下名字，陳曉夏三個字，用力按下去，感覺到一種從來沒認真體會過的重量——父親手術(shù)的知情書，是我和宋玉蘭兩個人的字。

那個晚上，我們兩個輪流在手術(shù)室外等候，她先守，我去樓道里吃了盒飯，回來換她，她去，我坐在椅子上，看著手術(shù)室的燈，那盞燈亮著，亮得讓人坐立不安。

手術(shù)順利，爸爸推出來的時候還沒完全醒，臉色灰白，嘴唇干，我握了握他的手，他不知道有沒有感知到。